梁振英接受《紐約時報》等外媒訪問，直率地表達，政制發展所謂「均衡參與」，不是「比人數」，否則候選人就一定「爭取月入低於1800美元那半數香港人的支持。」
前文後理，就是不信任窮人，謂真普選會導致福利主義；政治要由富人主導，窮人是二等公民，不配享有真普選。
這種白鴿眼是怎樣煉成的？
前幾天，我和一位五十多歲，已移民海外，見過世面的香港人，閑聊了幾句。他有一點慨嘆，提醒了我。（下文是本人對這想法的演繹。）
他說，香港，有一群「精英」，大概就是梁振英，這種六十歲前後的香港人，他們佔領各種公職、大機構、專業組織的高位，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他們生於安穩的香港，受惠於殖民統治，享受過高等教育，讀完書，成為專業人士，出身時，是七十年代末。
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中國內地，剛經歷十年文革，這群香港人，環顧四周，整個神州大地，就只有自己這群年輕人讀過書。
他們搭上順風車，爬得快，成為年輕才俊，不是因為特別醒，並非智慧特別過人，只是因為，全中國就只有這群年輕人讀過書，他們沒有對手、沒有競爭，又適逢改革開放，亟需人才資金。這一代人，尤其與中國有業務來往的，例如地產商、廠商、基建公司、事務律師、會計師、測量師，他們在傾斜的政治制度下，得享免費盛宴，更是權錢兩得，扶搖直上。
這群人，受惠於香港的黃金年代、受惠於中國的落後愚昩、受惠於十年文革無人讀書，然後，覺得這個香港是他們自己開創的，殘酷競爭就是成功之道。他們意識形態保守、膜拜資本、藐視不能在社會階梯向上爬的人，認為窮人就係抵死，窮人就係懶，處身社會底層，乃自作自受。這一群精英，傲慢、離地、脫節。
他們，大概是呂大樂寫《四代香港人》，第二代香港人中的最上層。他們確實「自我中心，自以為是，有指點江山的傲慢」，他們部分人經歷過兒時的艱苦奮鬥與弱肉強食，然後出人頭地，歌頌「獅子山下精神」，深信成就全靠自己，而忘記時代給他們的運氣。
當然，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那一代人，有很多心水清的人，例如告訴我這個看法的朋友，他早年移民美國，有深刻感受，像他這代人，在香港好醒，去到外國，人人都讀過書的地方，這一些傲慢的香港人，不見得有何突出，就是普通人一個。
這一代人的子女，部分就是香港的典型離地中產，不少富家子弟，住在中環灣仔跑馬地的上等人，他們痛罵佔領運動十惡不赦，因為阻住晒，阻住他們帶子女上學、阻住子女上興趣班，阻住他們行商場購物，阻住他們的正常生活。而他們似乎並不相信，他們的正常生活，建基於其他人的不正常生活之上。
部分中產家庭的子女，則眼看自己如何努力，都不能追得上父母輩的成就，不可能不靠父母而延續自身的優越生活；無父母庇蔭的，住劏房蝸居，夏愨道「香港營」的涼風，自然是更自由的清新空氣。
權錢關係網固化，社會流動機會減少，新一代惘然；而那一群建制精英，一方面推崇「獅子山下精神」，告訴年輕一代「以前都係咁捱」，叫人繼續任勞任怨，最緊要和諧；另一方面，則死抱著傾斜的選舉制度，普選以假亂真，抓緊既得利益。
真普選，就是要搖動這一個龐大既得利益集團的壟斷，他們有先天優勢，早已壟斷議會，操控傳媒，主宰公權力，收買專業組織，更與暗黑勢力合流，他們全方位凶狠反撲，乃必然的事。
本來，階級利益的糾纏、世代之間的矛盾，可以放諸一個公正公道的選舉制度中，用選票解決；然而，權錢苟合，制度傾斜，廿多年來商討路盡，弱勢者的唯一選擇，如今，就只剩下走上街頭。
或是，爬上獅子山頭，釘上巨幅橫額，向全世界宣告：時代已經改變，新的獅子山下精神，已經誕生。
圖：Schindler Leung 獅子山X星之軌迹X我要真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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