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玉萍 - 撕裂了什麼？

2014年10月25日

【明報專訊】言語就是政治。佔中20多天以來，每天新聞鋪天蓋地，各方人馬踴躍發表評論，當中有幾個用語和觀點不斷被反覆論述，包括：

1） 佔中撕裂香港；
2） 佔領運動的學生被操控；
3） 透過既定體制下的程序爭取改變是理性，以佔領爭取改變就是非理性。

這些觀點驟眼看很有道理。首先關於「佔中撕裂香港」的觀點，在這次佔領運動中，我們的確看到香港政府與市民的關係達至冰點、不同世代如父母與子女就佔中有不同意見、前線傳媒工作者發公開信批評管理層自我審查、前線警員與示威群眾的衝突等等。「撕裂」一詞包含對事件的因果判斷，當使用此詞語時，我們在不知不覺間把上述的表象都諉過於佔領運動，直指佔領運動是這些深層次矛盾的始作俑者。事實上，佔領運動頂多是一個藥引（trigger），把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引爆暴露，絕非造成這些矛盾的成因（causal factors）。更貼切的說法是，佔領運動是這些深層次矛盾遲遲得不到解決而導致的結果。

用「撕裂」一詞形容佔領運動之於香港社會的影響實是倒果為因，混淆藥引與成因。香港政府不是因佔領運動而失去施政合法性（legitimacy），早在董建華年代，特區政府的合法性因着扭曲的選舉制度已無日無之地在議會及街頭受到挑戰。社會學家呂大樂在2007年出版的《四代香港人》在社會引起廣泛迴響，就是因為當時很多社會人士已驚覺世代間出現鴻溝：八九十後對戰後嬰兒一代所建立及擁抱的中環價值的質疑、對日益不平等的社會的批判、對四不象的政治制度的失望早已存在，佔領運動只是令到社會上的「大人」不能再對年輕人的不滿視而不見；太陽真的又升起了，但在這個太陽下，大人們已經不能再裝聾作啞了。前線新聞工作者與媒體管理層的緊張關係早在六四後已開始出現，到2012年李旺陽事件，《南華早報》員工質疑總編輯自我審查、至今年《明報》員工成立工會與管理層對質，及至今次無綫電視百多位編採人員發公開信指摘管理層偏離新聞自由的原則，佔領運動只是一面鏡子，把某些媒體管理層的自甘淪落清清楚楚地呈現在公眾眼前，再一次敲響了新聞自由可能轉瞬失去的警鐘。

說參與佔領的學生被操控，就更令人摸不着頭腦。佔領運動開始已20多天，一直呈膠着狀態，就正正因大部分的參與民眾是自發的上街，不聽命於任何一個組職或領袖，因此令佔中發起人及學聯學民都不敢為退場定下條件，或作任何重大決定，深怕會被參加佔領的學生及市民指摘是「騎劫運動」。至於泛民，他們在這次運動的位置一直就很邊緣，倘說他們有本事操控佔領的學生及市民，實在是欠缺說服力。如果在這次運動中真有群眾被操控，那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反佔中人士，媒體不是一次又一次揭發反佔中人士很多時連自己要反對什麼也不甚了了嗎？

再相信愈來愈不正常的體制是否理性？

或者因為這次佔領運動是由學生主導，很多評論都是基於對年輕人的偏見來論斷這次運動，例如會把佔領運動看成是情緒發泄或一時衝動的行為，是非理性的決定。但觀乎學聯代表與政府官員的會面，我們看到的是香港學生的沉着、理性及冷靜。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在正常情况下，透過既定體制程序爭取改變是理性的決定，但問題是當這些體制程序已愈來愈不正常，當學生市民眼見香港社會一直引以為傲的體制及程序，如廉潔的政府、持平的媒體、自由開放的社會環境正被快速的蠶食（如政府強推23條及國民教育、媒體編輯在光天化日被斬、廉署的醜聞一波接一波），再相信這個愈來愈不正常的體制是否理性？不止一次聽見參與佔領運動的學生及市民說他們走上街頭實是因為退無可退，我相信退無可退的意思是，市民不能再對一個不理性及被扭曲的制度再存有幻想及期望。在這意義上，佔領運動對希望改變建制的市民學生而言可是一種理性的策略。

但街頭運動有一天是必須要結束的。因此當政府與學生的對話已走出了一小步，我希望雙方可繼續對話及談判，希望政府官員拿出領導人應有的魄力、 勇氣及智慧，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現時的危機，不要輸掉了香港，不要輸掉了我們年輕的一代 。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