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9日 星期一

何頻 - 沉默的許家屯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5月19日

■5月3日,許家屯,加州。

我們一群人在互相調侃、歡笑的時候,他和鄰座的老人一樣常常沉默。外出吃飯的時候,他有時忘了帶助聽器,有時帶了助聽器電池卻沒了電。一位常和他聊天的「紅二代」趕緊去買了電池,裝上之後他卻說有時候能聽見有時聽不見。我說這電池是「中國製造」,就是不能讓你甚麼話都聽見。他哈哈大笑,這是幾十年前很多香港人熟悉的笑聲。馬上,他便開始攻擊我:「你是壞人!不對,你昨天說得對,我們是敵人!」

二十多年來,我們沒有停止過爭論。無論是他到我東部的家,還是我到他西部的家,我們很多時間都在為時事,更多的時候為不同的價值觀而激辯。很多朋友目睹過我們的爭論,他雖然有時候氣得滿臉通紅,甚至怒髮衝冠,但用詞依然能保持他自認的「客觀」。我畢竟比他年輕了一半,氣盛,而且常常為了刺激他吐出真言,故意用語極端。

有一次,我們爭論「共產黨高官中有沒有好人」。我說:「沒有。」他怒了:「我也是壞人?」我答:「如果不講很多假話、不做很多違心事,甚至不對同志落井下石,有誰能升為共產黨高官?」他真的被氣壞了,第二天起來居然還在流淚,他說想了一晚我講的話,沒有睡一分鐘覺。

當然更多的討論,會引起他長時間的回憶,或者很平靜的評點。正常情況下,他隨口而出的話似乎也有職業性的拿揑。追問下去,他會說:「我的回憶錄沒有寫到這點」,「我死也不會說的」。這主要涉及到中共在香港的秘密佈局,以及對台灣的情報工作。他自己認為,正是這部份工作,他接受當時國家主席楊尚昆指令不要移交給繼任者周南,所以周南報復他,才迫使他不得不決定暫時到美國「休假式旅行」。

他現在不願意接受媒體訪問,理由是不要給香港增加困擾。「我當時和反對派領袖有很深的私下交往,經常吃飯,觀點不同,彼此了解,能夠溝通。當然現在情況不同了,有些亂了。」他說時下香港是「小亂」,也會有「中亂」,但「大亂」不起來,因為有軍隊在。九七之前,北京就對香港的變數,有幾套應對預案:「我們的人到處都在。」

他也不願意談論參與的對台工作細節,但承認他兩次派秘書去台灣見領導人。有一次,他請范曾給台灣領導人送幅畫。「范曾真是聰明人,他送來一幅關公畫,披着紅袍。」傳說中的關公披的是綠袍,披上紅袍,便是寓意中共。

十多年前,他便將私藏照給我翻印了一套。那些照片中,有他和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等中共頂層人物的合影。談及和這些人物的交往,尤其是對中共第一代領導人,他依然保持一種敬意。有一次,他單獨去見陳雲,陳雲從寬大的辦公室走過來,「老革命家呀,我一時激動得都不知說甚麼好。」他說:「你們不會理解的,你們的眼睛裏沒有國家領導人。」

的確如此,我們在餐桌上恣意談論天下時,奧巴馬或者習近平只能是笑料。即使是完全聽得見,他也懶得參與我們的「胡說八道」。直到幾個小時後,回到房間,他會略帶激動地斥責:「你們批評習近平,你們比習近平還行?」

照顧他的女兒許榕給我使眼色,意思是不要刺激老人家了。我也老實很多了。兩年前,他突然從洛杉磯坐了六小時的飛機飛到紐約我家,他說:「也許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這次,我飛到洛杉磯看他,陪了他幾天,去中餐館、去海邊,去聖地牙哥。告別他時,他取下看電視的耳機:「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見面。我們是忘年交,觀點上的敵人,感情上的朋友。」

我有些感動,也一時不知道說甚麼。幾年前,老記者陸鏗來看他,在他家等了幾小時,就是希望跟我聊上幾句。那成了我和陸大哥(陸鏗喜歡自稱大哥)的最後一面。陸大哥與他是多年老友,雖然他也抱怨過陸大哥將採訪胡耀邦不該公開的內容公開了,作為那場訪問的安排者,他現在主要是傷感:「他真是大記者。這樣的記者現在沒有了。」

這次去聖地牙哥的時候,他也幾次提到晚年生活在當地的歷史學家黎東方。黎東方去世的那天,他正在我家小住,聞訊之後,他一下子好像卡住了喉嚨,久久不語。後來又趕回參加了黎東方的葬禮。

我說:「你還會活下去!剛剛完成革命回憶錄,還要寫一本非革命思考錄呀。」他又笑了,因為他耗費了幾年的個人回憶錄,寫他香港之前革命生涯的書,剛剛在一位「紅二代」的幫助下完成了。而他對世界政治價值、戰略的思想性著作,幾易其稿,長達十年,也未完成。

在到聖地牙哥的車上,他坐在副駕駛位上又和我長談了關於這本書的思想框架。我很驚訝他每天大部份時間都看中共電視台的人,怎麼還能保持「獨立」的思考?雖然在我看來,這還是馬列主義「老爺子式」的思考,但不是黨八股。

「這是人類文明最好的時期。」他說。我問他:「如果再回到25年前,你還會同情學生嗎?」

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我當然不會支持鎮壓!」我說,「就憑這一點,歷史上有你的地位!」

他沒有笑,但堅定地說:「我沒有歷史地位。如果趙紫陽、楊尚昆採納了我的意見,在絕食一開始便將學生強制拉走,然後封鎖天安門廣場,就不會發生開槍。」他提出了一套具體的操作方案,趙和楊也讚許是「好辦法」。

為甚麼最後他的方案沒有實施?他長嘆了一口氣,也吐出他的怨氣:「我現在講給你聽,但你不能發表,發表了我也不承認。」他講完之後,我說:「我不是陸大哥,不是偉大的記者,我不會發表這些內容的。你這個共產黨在美國生活二十多年,九十八歲了,還能保持共產黨真話不公開的本色,了不起!」

我這話有些輕佻。但是他沒生氣,也沒有笑。現在,沉默常常是他的回應,任你怎麼去理解。有幾個人知道,曾有一本書名叫《咆哮的許家屯》?

2014年5月6日,寫於墨西哥外海

何頻
獨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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