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該放下愛恨交纏的六四包袱了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5月21日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以愛國親中著稱的梁愛詩，前天在一個論壇上說：「67年反英抗暴、89年政治風波，令經歷過的港人對中國的感情愛恨交纏」，她呼籲港人放下包袱，為國家民主出一分力；她反問沒有一國的安定，何來兩制的共存和香港的繁榮穩定？

她這段話，如果把「為國家民主出一分力」改為「為香港民主出一分力」，筆者就十分同意了。89年確實使香港人對中國產生了愛恨交纏的感情，這感情妨礙了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意志，只有放下包袱，才能為香港民主出一分力。自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幾時有過「一國的安定」？上層權爭從未止息，影響到中下層權力也不停動盪，近二十年權貴資本主義延展，貪腐成為結構性毒瘤，貧富懸殊幾乎冠絕全球，收地和維權抗爭無日無之。中共貪腐對香港的蔓延，不斷摧毀香港的原有體制、新聞自由和廉政，中共的權爭禍延對香港權力的控制與爭逐。梁愛詩問得對：「沒有一國的安定，何來兩制的共存和香港的繁榮穩定？」香港過去17年的兩制難共存，和繁榮穩定褪色，正正是專權政治之下，沒有「一國的安定」。

梁愛詩說的67年和89年的動盪，筆者都經歷過。67年她說的「反英抗暴」，香港市民普遍認為是左派暴動，港英堅定執法，而文革期間的中共，對香港左派的口頭支持用盡暴力語言，但到頭來的「最後通牒」只是由紅衞兵去北京英國代辦處放一把火，邊界的共軍沒有越雷池一步。最後北京下令香港左派降溫，暴動也就在阿Q式邊罵娘邊走的狀況下無疾而終。67年的啟示是中共會遵循毛所說的「香港就是那樣子」，即維持現狀暫不收回了。這也導致了港英當局對香港有一個較長遠的統治規劃：公屋、地鐵、廉政、社會福利、工人權益等都在暴動之後推行。

89年六四則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發生。那時中英聯合聲明已簽署5年了，中共主導的香港《基本法》正在草擬中，香港人恐共移民潮持續上升。正在此時北京發生了民運和六四，香港市民投入之深、參與之廣，前所未見：百萬人上街，所有的電台電視密集採訪、熱播。民運與六四揪住幾乎所有香港人的心。不錯，全世界都關注，但香港人的廣泛關注有一個最特別的原因，就是面對回歸的恐懼，而又無法改變現實，於是期盼中國現狀在民運中出現轉變：由一個獨裁政權轉化為民主政權，這樣回歸就放心得多。其後六四屠殺，民運被鎮壓下去，香港人從救援民運人士到每年的六四紀念，都出自被六四挑動起來的對中國的愛恨交纏的感情。愛與恨是一體的兩面，對中國政權的恨正是源自對中國的愛。愛恨交纏的感情騎劫了香港人爭民主的自主性，以「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作為抗爭目標，也就是寄望中國民主而帶來香港民主，實際上等於寄望上一級的恩賜民主。

六四的是非極分明，在幾乎所有人心中都早有定論，毋須平反。平反六四是要中國政權平反。中國過去的歷次運動後來都有平反，對反胡風的肅反運動平反，對反右運動的右派平反，對文革走資派的大規模平反。這些平反對受難者的政治處境有幫助，但對他們的自我評價無意義。在一黨專政之下，平反不等於會追究責任，不等於會檢討甚而結束一黨專政。估計當直接參與或同意鎮壓的人慢慢作古，中共平反六四也不難實現，但絕不等於中共專政的現實會有所改變。

25年前，六四後筆者應邀到台灣和美加演說。在台灣，一個大大的演講廳只坐了十幾人。在美加，一些曾經參加保釣運動的朋友對六四很關切，但其中台灣本省籍朋友則反應極冷淡。有台灣本省人告訴筆者，六四對他們來說，最大的意義是與中國劃清界線，認識中共政權的本質，覺得中國是否民主再也跟台灣無關，台灣已毅然決然走自己的民主道路了。

香港無法擺脫爭取民主的困境，固然由於回歸使我們的命運與中國的命運綑綁在一起，但也由於縱使有《基本法》的高度自治的保護，香港人仍然無法擺脫對中國的愛恨交纏的感情，仍然夢想可以爭取中國民主而帶來香港民主。25年了，每年做一次夢，而夢境越來越遙遠，也應該醒醒了。中國的民主只能靠在大陸的人去爭取，香港和海外聲援的作用極有限。同樣，香港的民主也只能靠香港人去自主爭取，靠中國改變而帶來是不可能的。25年，該放下這個愛恨交纏的包袱了。（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