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舟 - 當憲法遭遇王法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5月26日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解釋為何港府拒絕將「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和三軌提名」方案納入下階段諮詢的範圍——「不容許有人藉民意做違法的事」，政府不會提出違憲方案，假使在法律上提出挑戰，政府會尊重、亦無法禁止，但強調《基本法》最終解釋權在人大常委會。袁司長話中有話：方案本身是否正當、是否有利於香港未來政治發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合法還是違憲」的「最終的解釋權」在中央，這是典型的「朕即法律」。

人們為何要遵守法律？兩千多年前的《秦律》是中國最早的法律，其中《焚書令》規定：兩人交談《詩經》、《尚書》就要斬首市曹，稱引古書古事以非議時政的要全家殺頭等，導致了「焚書坑儒」千古慘案。嚴酷的《秦律》旨在維護專制中央集權，「天下苦秦久矣」，終於逼出了陳勝、吳廣揭竿而起。不是因為有法不依，而是由於濫施惡法。

現代法哲學解釋人們守法的理由，有不同的代表學說。一為「暴力威懾論」，強調「法律就是主權者發佈的命令」，為了避免來自主權者的暴力制裁或經濟損失，人們不得不守法；二是「社會契約論」，主張統治正當性來源於社會成員的同意，「人類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獨立的」，法律是建立在共同體合意基礎上的契約，政府執法和公民守法都是在履行契約；三是「法律正當論」，認為人們守法是因為法律具有形式正當和內容正當的要件，其制訂過程遵循了法定程序，且與社會認同的價值或道德相符不悖。

制裁和懲罰是法律的必然手段，但如果缺乏「社會契約論」和「法律正當論」這樣的憲法內涵，僅僅依靠暴力威懾來實施統治，這樣的法律，不過是前現代社會的專制王法而已。中國教科書中至今仍然宣稱「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習近平最近重申「黨領導人民制訂憲法法律」，可見不同階級之間的平等對話，政府與公民的契約關係這樣的現代法律基礎並不存在。

專制王法的特點就是「朕即法律」，「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既無保護人民權利的內容正當性，更無法律要求的公開、一致和可預期等形式正當性。例如中國《刑法》293條規定的「尋釁滋事罪」，原來是「流氓罪」的一種，即指「肆意挑釁，隨意毆打、騷擾他人或任意損毀、佔用公共財物，或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官方居然以此罪名將在私人住宅談話的浦志強、徐友漁等律師、學者拘捕，讓世界再次看到真正「尋釁滋事」的中共之政治流氓嘴臉。

《基本法》是香港的小憲法，將如何面對如此披着「中國憲法」之外衣的中共王法？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曾經說：「在《基本法》第158條規定下，香港法院必定要跟從人大對《基本法》條文作出的解釋，即使其解釋是如何荒謬或不公平。」他亦表示：「人大在解釋條文時不一定會提供理據」，所以奉行普通法的香港在應用人大的解釋時將有難度，司法有難度，管制將如何？

香港目前或未來可能加劇的民主亂象，其亂源不是建制派學者王卓祺所描述的來自所謂港人的「私利激情」，因為「激情使人不接納理性意見」，而是來自中共王法對《基本法》和香港政治「荒謬或不公平」的干預。一個不提供理據、將中共《黨章》作為「隱秘之憲法」的法律，談何理性意見？

哈貝馬斯認為，現代法律秩序只能從「自決」（self-determination）中獲得其合法性：公民應該時刻能夠將自己理解成既是法律的創制者，且作為承受者服從這個法律。若有人問「為甚麽我要受這個法律約束？正確的答覆則是：「那是你自己參與制訂的法律」。政改不僅是一個「選人」的過程，還是一個公民「創制」過程，創建和保護公平正義的政治制度，比爭取一個泛民或者建制派人士出閘更加重要，積極參與6.22對「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和三軌提名」方案的投票，意義就在於此。

沈舟
獨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