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然 - 獨樂樂，不如讀樂樂之樂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1月30日

【明報專訊】你看過一本書，好看得令你把書「擲下」嗎？李歐梵教授說，在讀邵頌雄的新書《樂樂之樂——巴赫「郭德堡變奏曲」的藝術》時，「數次擲『稿』而驚歎作者造詣之高」。或許李教授誇張了點，但沒有擲書「數次」，也至少擲過一次。我在讀這本書時，跟李教授相反，不捨得放下半秒，因為實在太過精彩。

首先要談的是這書書名。讀書之前，至少要懂得怎樣去讀出正確書名。不是嗎？讀者若果想買一本《樂樂之樂》，在書店找不到時，問職員這書在什麼地方的時候，連書名也讀錯，職員又怎能幫你找到書呢（當然，職員大概也會讀錯）？書名三個「樂」字，按作者語，各有不同讀音。第一個「樂」讀成「敬業樂業」的「樂」，解作愛好、陶醉；第二個「樂」，是「音樂」的「樂」；最後則為「快樂」之「樂」。懂得讀，自然明白書名之意。

一「樂」三解

從書名的副題「巴赫《郭德堡變奏曲》的藝術」可知，整部書都是圍繞「音樂之父」──巴赫（J. S. Bach）所寫的《郭德堡變奏曲》（The Goldberg Variations）而作。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全書的核心，由巴赫的簡介到巴洛克時期音樂的社會背景都有觸及，完全將《郭曲》剖析得一清二楚。特別是講述到整首曲的結構時，整曲背後所隱藏的數字密碼，實在是令人驚歎。我稍為引述一點，拋珠引玉，讓讀者先過過癮。

全曲分為32變奏，其中的28個變奏都是由32個小節組成。整曲可分為2大段，亦可分為每3首變奏為1組而分成10段（撇除全曲首尾2首詠嘆調，一組包括舞曲、觸技曲和卡農三種曲式）。可以見到，全曲的結構，圍繞着「3」和「2」的交織，3乘以2是「6」，此為神學意義上的完美（上帝以6天創造世界），以當時巴赫身處的神權時代，作為虔誠信徒，巴赫將這樣的數字密碼鑲嵌在樂曲之中，繞有意義。

拆解巴赫樂曲中的數字密碼

邵教授在書中另有拆解「14」和「41」在巴赫音樂中的意義。這樣的密碼隱藏於結構精密的樂曲之中，就像今天看「彼思動畫」時，總會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地方見到「A113」這密碼一樣，非常有趣（據說A113是加州藝術學院教授繪畫動畫的課室）。作者能夠在今天，如此清晰向普羅大眾拆解此等密碼，巴赫泉下有知，一定十分欣慰。

至於書的第二部分，則將樂曲逐個變奏作樂譜上仔細的分析，將巴洛克時期音樂的其中一個特色——「多聲部」清楚呈現，找出音樂的主線。最後一部分，則是作者精選出32個由過往到現在（又是32！），曾經演奏過《郭曲》的不同演奏家的不同版本，作出比較。一首《郭曲》全曲大概一個小時，不同演奏家又有過不同年代彈奏的版本，就像演奏此曲最最出名的顧爾德（Glenn Gould），就有6個演出的版本。而邵教授對不同演奏家的不同版本的分析，絕非侃侃而談。可以想像，作者一生聽了幾千百個小時的《郭曲》，這份認真，是難能可貴的。

介紹完書，當然要說此書的作者。邵頌雄教授主要研究的是佛學、東方哲學，過去曾經出版《不敗尊者說如來藏》、《決定寶燈》等。至於音樂，則是他最心愛的一件事。一個研究哲學佛學的人，寫出如此精闢的音樂專書，可見邵教授對音樂絕對有着非一般的熱誠。《樂樂之樂》的精彩之處，在於邵教授將他的專業——中國思想，配合他對《郭曲》的熟悉，完美糅合而不做作，例如他將中國的「留白藝術」，用作理解巴洛赫時期音樂的「非連奏」（non-legato）的彈奏方法，對於一眾彈過巴赫音樂的讀者，一定會有豁然開朗之感。過往鋼琴老師可能再三強調「不可連奏」，但從來都沒有很好的理解，老師最多只說是巴洛克時期的鍵琴不能做出「連音」效果，卻忽略了當中的「音樂性」。

佛學家評音樂隨性熱誠

一個「外行人」，源於一份對音樂的純粹的興趣、熱誠，沒有什麼「學術的責任、重擔」之下，寫出如此精彩的專書，這多少讓我聯想到邵教授在書的第三部分中，所介紹的其中一位演奏家，他就是俄羅斯鋼琴家基普尼斯（Igor Kipnis）。基普尼斯從小喜愛音樂，但在三十多歲才登台演出。因為他一直希望在電台工作，大學時也就讀社會關係。在他於電台工作時，機緣巧合下為當地樂團擔任伴奏，孰料一鳴驚人，從此走上演奏之路。

讀此書時，無論是精彩到擲書，抑或不捨得放手，都是正常不過，特別是對於今天一眾「學習音樂」的學生而言。我是其中的過來人，今天學習音樂的人，十之八九都是「為勢所逼」，為的是要「贏在起跑線」多一技傍身，好讓在面試入學時多樣武器，擊退跟你競爭入學的對手。學習音樂為的是考級升level，跟「打機」其實無異，考到八級演奏級，就以為「無敵是最寂寞」，轉「玩」另一種樂器，重複同樣的路徑。這是社會的現實，也有無數人批評過，令音樂變質、變成考試的遊戲云云。

被迫練琴失音樂趣味

讀過此書，當然不會改變社會的扭曲，因為扭曲早已成為社會的常態。但讀完此書至少可以令自己有所思考，改變心態。一邊讀着邵教授的著作，一邊喚起那些年前放學後辛苦學琴的時光，為何當時的感覺是如此「辛苦」？今天讀着當時用手彈過的音樂的背後故事，原來是如此大的趣味，為何當時完全忽略？當年彈奏不同樂曲，什麼巴赫蕭邦莫札特，於當時的我而言，完全沒有關係，因為我根本沒有真正了解什麼是「音樂」。原來音樂是可以暗藏密碼，原來樂譜上的每個小小記號，都有過不同人幾番的爭論。

從前的我，除了做功課，最討厭的就是「練琴」，我相信這也是今天不少學生的心聲。因為從接觸琴鍵的一刻，我就知道我是為了考試而彈，沒有人喜歡考試，誰都想快快畢業。但今天讀着此書，看見樂譜的分析，盡量去看懂譜中的真正信息，不知不覺間有坐上琴凳的衝動。我想，這是出於對音樂的「開曉」，對音樂有着真正的理解，從而愛上音樂。

在邵教授之前的一本寫音樂的書《黑白溢彩》，寫二十世紀鋼琴家荷洛維茲（Vladimir Horowitz）的故事，同樣精彩。當中講到荷氏11歲時，請教大師數史克里亞賓，大師聽完他的演奏，沒有評論他的技巧，只向他說要多讀書、多聽其他人的演奏，要有好的學養，因為「鋼琴家雖多，有文化的卻很少」。今天懂彈琴的更多，真正懂得琴的卻沒有幾個。

當然，這書不可能給4、5歲的小童去讀，去明白何為「音樂」。但送了子女上訓練場的父母，絕對應該讀讀，或可加強你說服子女學好音樂的能力。若果你跟我一樣，是那些曾經「討厭彈琴」的過來人，更要一看，這會讓你不負少時在黑白鍵上的努力（無論你當時願意不願意）。

就算你不懂音樂，也可透過《樂樂之樂》，去學懂音樂，發現音樂的奧妙、趣味，令你對音樂有重新的理解。

文 亞然

編輯 孫賢亮

黎佩芬訪問沈旭暉：中南海重塑香港管治式 新世代突破借勢全球化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1月30日

【明報專訊】雨傘運動由學聯罷課拉開序幕，至警方施放催淚彈激發數萬人上街，當中很多從來不關心政治、突然抬頭關心社會的年輕人。成年人像上周接受訪問的黃洪教授那樣，甘願當年輕人的後盾，尊年輕人為運動的主體（他深深感受到年輕人對香港政治及社會發展的失落和憤怒，甚至對上一代「爭取不力」的憤懣）。兩個月來，我們確實見到過去香港民主運動沒有出現過的抗爭規模與意志，對此，有人讚歎，有人喊驚。梁振英則為此斷症：青年人向上流動出問題，搞搞扶貧便無問題。

搞好扶貧是否就可以讓運動圓滿落幕，佔領區的示威者乖乖退場回家？都說今場運動翻開來是一籮筐的社會、代際與中港矛盾，矛盾可否解結？出路在哪？青年學者沈旭暉以其國際關係的視野，分析固然跟梁振英大不同。

北京藉機重組香港權力結構

問：運動發展兩個月至今，隨着近日警方在旺角佔領區強硬清場，似乎雙方透過對話解決政治危機的可能已變得渺茫，放諸中港以至全球國際關係的脈胳，你是怎樣看這場以年輕人主導的運動？發展至此雙方是否沒有轉圜餘地，運動最終在爭取普選上無功落幕？中央是否真的沒有退讓的空間與可能？

答：古今中外的運動，無論是政權的還是民間的，「從現象看本質」，關鍵大多不是以名義上的目標。我不認為這場運動的真正關鍵是普選，更不相信政府研判的青年上向流動問題是對症下藥。香港的根本矛盾，在於「一國兩制」本身的根本矛盾：北京認為凡是涉及「國家利益」的，包括許多香港內部事務，都屬於一國範疇，這是基於中央集權、國家主義的思考，至於何謂「國家利益」，每一刻都有不同可能；港人則習慣以條文劃線，希望白紙黑字列明哪些屬於自治範疇，然後在範疇內避免北京進入，這就像聯邦制自治政府的作風，但這卻是北京的禁忌，特別是習近平把港澳事務放了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後的禁忌。兩者能否調和？不可能，因為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模式。

北京現在的態度，很有「引蛇出洞」的意味，測試對象並不止是泛民陣營和學生，還顯示了對廣義建制派的不信任，因為不少商界精英、乃至傳統「土共」，都顯示了不少本土情結。中共建政初年，就以「反地方主義」之名整肅了不少功臣，對香港似乎也不例外。在這框架下，北京真正在意的並非普選能否落實，而是如何利用這機會重組香港權力結構，通過由政治到金融的不同舞台，「消化」香港。這一條線，和習近平的「國家安全」政策一脈相承，也和中共歷來處理地方問題一脈相承。邏輯上，抗爭者即使有能力拖垮香港政府，也不可能拖垮北京政府；而要是真的拖垮香港政府，卻是北京直接介入香港的契機。

「以青年鬥青年」 扭轉管治模式

問：今次以香港年輕人為主體的抗爭運動，說「是將社會和代際矛盾來一次總爆發」，董建華團結一眾前高官商賈，苦口勸勉年輕人歸家，羅范椒芬的友人因害怕年輕人移民，最新有梁愛詩的「點放心20年後將香港交畀年輕人管」，一方是家長們「香港的年輕人怎麼了」的質問，另邊廂，有評論警告，中央與政府的不退讓，將要失去一整代人，你認為這一代經歷兩傘運動的年輕人較諸前代，有什麼值得害怕？大規模的年輕人抗爭示威近年在外國屢見不鮮，害怕年輕人是否今日的世界大潮？而所謂失去一整代人，確切來說會給香港和香港的管治帶來什麼危機？怎樣的青年政策才可補救？

答：古今中外的年輕人，都有屬於自己世代的運動，國際案例的常見結果，無論運動目標是否達成，都是部分領袖成為自身業界權威，部分發現理想的不務實而轉投陣營（美國新保守主義者不少是激進抗爭者出身），一般都能被主流社會消化，再重塑主流社會的定義。但香港青年的理念，和北京的意識形態處於兩個極端，不具備被吸納的空間。我並非研究香港的學者，但參考中文大學同事做的不同調研，似乎沒有相信福利社會能解決目前青年問題的。參加運動的中產孩子、學生精英極多，他們要過一般充裕的物質生活毫無困難；身邊偷偷參與運動的中資機構朋友、公務員朋友也不少，他們認為這是價值觀問題；而會擔心和北京關係影響前景的人，其實已不會走出來了。

坦白說，我根本不認為北京或港府希望「補救」，它們其實知道永不能爭取到抗爭的青年，也不用爭取。現在的策略是「以青年鬥青年」：拉攏一些中性青年精英加入建制外圍，樹立這些向上流動的榜樣，讓他們成為抗爭青年的對立面，敵我矛盾就可以在青年階層同步展開，那起碼能減低「世代戰爭」的色彩。身旁一些青年朋友正在相傳：「上位此其時」。這對解決問題是沒有幫助的，對進一步扭轉管治模式卻有幫助，北京對它的任務是很清晰的。

「中間派」不得不跟着北京遷移

問：運動期間，不少中間派被視為能溝通雙方的中間人，兩大陣營的溫和派也有不少合作，但也沒有達到任何成果。你怎樣看中間派在未來的角色？

答：理論上，社會永遠存在「中間派」，就像赤柬本身是極端派，但當赤柬管治全國，內部也會有「溫和派」，根據人口比例，也會變得「中間」起來。但那又如何呢？北京的目標，是把整個光譜向國家主義一方遷移，每移一步，中間派其實也不得不跟着移，已失去原來的價值，所以原來的中間派而有不打算從政的，基本上已消失於前線，因為那已不是相同的遊戲；繼續存在的，其實也已是另一種存在了。

北京製造二元對立

問：開明建制派如曾鈺成預期，若普選方案不獲通過會衝擊一國兩制，同時他亦明白到香港的社會矛盾和政治發展要透過實行普選才可解決，你會否同意，不能通過政改方案的危機，比通過一個沒有給香港人真正選擇權的選舉，危機更大？

答：曾主席是我很佩服的人，幾乎也是在政圈最尊敬的人，但我多次直接和他說，以上思維其實也是模糊了焦點。我天性不是喜歡對立的人，對任何會導致binary dichotomy的話語都很感冒，一直感覺北京正是通過連場運動，每一場都製造一個二元對立：是否支持人大決議？是否支持警察？是否支持袋住先？有了對立，國家機器就能參與，就能深化直接管治到日常生活，那卻是一般香港人最不希望出現的情况。坦白說，我個人情願接受目前的方案、也情願不接受目前的方案，都不願意接受生活在國家機器能直接影響個人自由的結局。假如政府只是要令方案通過，根本毋須以群眾運動方式推進，有了群眾運動，通不通過就不是重點，重點變成了通過運動改變管治模式。再把是否通過演繹為香港存亡的抉擇，就正中群眾運動模式的下懷了。問題是通過爭論「接不接受」的過程，國家機器卻已無處不在，這才是中共運動的倫理邏輯。通過方案會出現某些情况，不通過會出現另一些情況，但北京都已做出準備，隨之而來的，都是往後十年的敵我矛盾，直到全面掌握局面。你看目前北京的佈局，無論怎樣選，都是會延續下去的。既然是這樣，以上binary dichotomy，其實就是偽命題了。

理想不能作策略指引

問：8‧31人大宣布「落三閘」決定後，泛民宣告自此香港進入抗命時代。雨傘運動讓新一代年輕人冒出頭來，舊有政治力量追的腳步甚為吃力，彼此亦無法連結。你如何看香港的「後佔領時代」？新一代會否藉今次進場，接棒領導香港的民主運動發展？有沒有機會打開新局面？

答：青年的公民質素很值得肯定，我也認識很多很熱血的朋友在前線，但我十分擔心過分理想化的趨勢，因為理想可以作為道德指引，但不能作為策略指引。雖然我希望出現在香港的民主制度，但不得不正視在理論層面，你很難精準定義一個非國家的地方官員如何產生的國際標準，而基本法條文充滿了大量escape clauses供不同時代的當權者演繹，也很難說人大方案不符合基本法〔？？〕。所以爭取香港民主是一個特例，絕不是不要爭取，而是不能輕易用「我正義你不正義」的角度開展，否則很快就落入敵我矛盾的思維。而敵我矛盾，卻正是目前北京最願見的，因為他們的強項正是處理敵我思維，希望達到的是全面直接管治香港，手法是以國家安全之名開入國家機器，改變社會模式，達到了這些，普不普選，反而是次要。所以，真正的抗爭對象不應是單一普選議題，而是捍衛香港人的生活模式。這一點，原來是香港大多數人的共識，包括主流建制派的共識。唯有當社會變成敵我矛盾主導，以上共識才能被打破，也就是現在的情况。

全球化思維 助建構「自己的香港」

問：雨傘運動爆出的「異質空間」裏，我們確是目睹了前所未見的高公民質素，新一代其實給政治鬱悶的香港帶來衝擊和希望，但政治上衝不開的窒礙，不斷為新新覺醒的年輕一代積累挫敗和負能量，部分投向激進甚至採取暴力的抗爭模式，如果說他們在運動強調自發是體現了出對傳統精英政治制度的不信任，街頭抗爭以外，你認為年輕一代還有什麼其他有效可行的抗爭方法？假如抗爭下去，無論用激進手法也好、溫和手法也好，都達不到目的，香港人是否只有認命一途？有沒有積極一點的事情可以做？

答：我經常和我的學生說：你要成功，就要玩自己的遊戲，不能跟隨別人的遊戲規則，否則只會被屈機。就以在大學工作的人為例：官方遊戲是要出版愈多愈好的學術文章，目的是要拿取終身教席，但真相是很殘酷的：不少人因為出文章的壓力整天神經兮兮，終身都為了拿不到終身教席而惶恐，即使在中年拿到，卻又不會甘心六十歲退休，於是五十歲開始就要為六十歲後的工作重新部署，結果一生都被牽着鼻子走。但假如我們think outside the box，第一天就部署在數間不同院校工作，同時發展自己的第二身分，辦自己真正興趣的研究年會，以此為中心建立自己的其他業務，必會找到真正的價值、建立真正的天地，而不用每天在乎制度的臉色，到頭來，後者的穩定性，反而比官方賦予的穩定性更大。

那這跟香港的處境有什麼關係呢？作為研究國際關係的人，我真心相信我們身處的全球化時代，已改變大量傳統政治社會的遊戲規則，因為我們的確能突破了時空限制。北京的思維是「權在我手」，只要你在香港這個地方生活，就免不了要爭取政府資源；只要你在商界，就不可能不和中國打交道；只要你真的抗爭到越界，負責國家安全的部隊就會出動；假如你要根本性改變香港，要麼直接搞中國民運，要麼直接搞港獨，那就更能名正言順無情打壓；假如你不喜歡，有本事就不要在香港住。以上的邏輯，看似密不透風，你愈是落入這樣的邏輯，假如現實短期內改變不了，要麼愈來愈憤世嫉俗，要麼愈來愈隨波逐流。但我們不妨細心一想，這真的無可破解嗎？無論多麼溫和的人，也是有尊嚴的，怎會有人心甘情願被全方位「鍊住」一世？

我身邊不少朋友，住在一個地方，讀書在一個地方，工作在一個地方，休閒在一個地方，國籍在另一個地方，但他們的身分認同，依然在香港。換句話說，他們其實在建構自己理想中的香港，而且這不是純粹虛擬的，也有實在的元素，例如在海外市場拓展香港品牌產業，在海外學院開拓香港學，乃至有一些朋友間的互助基金，讓朋友得到國際閱歷。慢慢地，我們會發現「香港」會成為另一種存在，正如國際社會認知的「亞美尼亞」，從來不止於那個國家；孟買人的生活，也超越了印度境內那個孟買。以往確實只有精英階層，才能承擔這樣的生活，但全球化改變了一切：從前香港人很少選擇到台灣留學，近年已大行其道，相信不久會有青年開始到東南亞國家留學；不少朋友開始考慮在別國做比較基層的工作；至於網絡時代建立國際媒體的成本，更是奇低。

朋友會問：這和物理上的香港特區又有什麼關係？自然是有的，因為這能為更多香港人突破上述北京「權在我手」的公式，可以減少對香港政府的依賴，繞過香港政府建構自己的香港，而又完全政治正確，毋須捲入挑戰北京一類必被上崗上線的活動。那時候，政府再嘗試以一套房屋福利、或一個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的荷蘭水蓋，令香港人唯命是從，那才顯得超現實。北京也會發現香港更多的價值，才可能思考以其他模式處理香港的可能。

「是時候找回自己」

問：你自己會如何面對「後佔領時代」的香港？

答：雖然總是有朋友叫我從政，但我「肯肯定」不會在香港政治有任何參與，因為由始至終不是那種人，既不能認同目前等待派位的那個遊戲，不相信加入現在的建制有任何改變，也接受不了抗爭者以非黑即白態度演繹理想的模式，那些約束，都會燃燒正常人的靈性。我確實相信努力弘揚香港的國際身分，開拓更多新一代香港人直接接觸國際視野的渠道，並嘗試把國際議題產業化，令虛擬的視野變得更入屋，這些都是有價值的，因為現在比任何時候，香港現在都更需要真正的國際視野，和行為。以往我們習慣用一個組織涵蓋所有想法，現在必須化整為零，和身旁不同朋友構想中的類似計劃，有好幾十個在不同階段出現，倒是令人鼓舞。我從小到大的路線圖，並非要怎樣出人頭地，而是滿足了社會的基本期望、也就是基本上沒有人質疑自己「唔夠勁」之後，就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香港人的成功，從來都是在看似不可能的情況下重創奇蹟，同時繞過地雷，又不被任何理想與現實的框條窒礙。在之前十年，我很努力奮鬥去達到前期目標，我想，現在是時候找回自己了。

問：黎佩芬，星期日生活主編，過去在本刊策劃不少探討代際矛盾的系列文章，不害怕年輕人

答：沈旭暉，中大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及全球研究課程主任，《信報》主筆（國際）

阿果訪問朱福強：留檔案存公義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1月30日

【明報專訊】早兩天，坐巴士經過彌敦道，心裏不期然有一種超現實的感覺。
彈指間，人來人往的佔領區，清理得乾乾淨淨，彷彿打回原形。

塗鴉、海報、帳篷、關帝廟、小聖堂，就此化為歷史塵埃，杳無痕迹。

清場風聲愈傳愈緊，下一站，許是金鐘。

只要在腦海裏稍稍模擬，連儂牆被剝皮拆骨的情景，心已隱隱作痛。

雨傘運動的歷史，究竟該如何保存？

有心人月前未雨綢繆，發起「雨傘運動視覺文化庫存計劃」，記錄佔領區內每一件藝術品，為歷史留一個見證。

前政府檔案處（署理）處長朱福強有份提供意見：「呢啲嘢，令大家對運動的認識more complete、more colourful，值得留低。」

但應當保留的絕不止藝術品，還有與運動相關的政府檔案。

「檔案，是問責的基礎。」他說起來，斬釘截鐵。

譬如說，當日誰下令施放催淚彈？

「如果有檔案法，之後就可以搵得番啲檔案……」朱福強輕拍桌面。

「呢啲人，日後就會被歷史釘在十字架上，被歷史鞭撻。」字字鏗鏘。

記錄佔區藝術品 記錄創作意圖

朱福強，政府檔案處前（署理）處長， 2007年退休後，聯同退休法官王式英、蔡慧蘭等人組成「檔案行動組」，多年來為提倡訂立檔案法四出奔走。他們最新近的行動，是月前去信政府，要求保存雨傘運動相關檔案。

訪問當日下着濛濛細雨。跟朱福強約在銅鑼灣傾談，途中路經接近被遺忘的銅鑼灣佔領區。從怡和街的圓形天橋俯瞰過去，佔領區內人很少，所佔地方也不多。雨一直下，打在藍白帳篷上面，此情此景，多少有幾分蒼涼。「都無話可惜嘅，成件事都已經令到好多人，尤其是年輕一輩覺醒。」朱福強邊行邊說。話雖如此，但佔領區內滿是年輕人心血，例如連儂牆，一旦被清理撕毁，恐怕令許多人心碎。「其實Lennon Wall應該要留，可以用玻璃鋪在上面保存好。就好似Berlin Wall咁，都留番一段，反映番個歷史啦！不過……」他畢竟在政府打滾多年，「政府都唔會咁做㗎喇，呢啲係反對聲音」。

令運動more complete more colourful

政府袖手，唯有由民間自發保留。藝術家與學者上月發起「雨傘運動視覺文化庫存計劃」，組成過百人的研究小組和義工隊，記錄佔領區內的每一件藝術作品，朱福強有份參與，在幕後出謀獻策。「這些藝術品，係創作者、藝術家想表達的東西，反映了他們點睇件事，點睇個運動，當然值得收藏。不過更重要的是，記錄低作品背後的創作意圖，即係作者想講乜嘢、想傳達咩意思，簡單來說，就是藝術品背後的故事。」因此，在拍照、錄影以外，訪問創作者也是庫存計劃的當務之急，「如果你揸住個object，但唔知背後的故事，無意思㗎喎。」雨傘運動，注定是香港歷史的重要章節，「這些藝術品，就能夠潤色、豐富大家對運動的認識，變得more complete、more colourful」。他予以肯定。

這一節歷史，朱福強明顯深切關注。訪問前一天，旺角黑夜再度上演，他刻意路過，一窺究竟。「尋晚先去完旺角，專登好似擦邊球咁經過，想感受吓。不過真係好驚，好驚。」更多時候，他在金鐘出現。「有一段時間幾乎晚晚落去，因為有班中文大學的學生在那邊，想畀他們一些支持。講真，支持真普選呢個訴求，點解唔好啫？反對的人，只係擔心自己的利益會被損害。」朱福強讀歷史出身，現時為中大歷史系客席副教授。「我讀歷史、教歷史，一個讀過吓書的人，對政治亦有少少認識，有乜理由唔支持真普選呢？」

不袖手旁觀的旁觀者

他熟悉歷史，更自覺有責任見證歷史。六月中旬，新界東北工程前期撥款申請付諸表決，大批市民在立法會示威，記者竟意外發現朱福強的身影。「無呀，呢啲歷史時刻，我想在現場睇，拍少少片，做啲紀錄。」他說起來，輕描淡寫。「在這些運動裏面，我的身分係一個『不袖手旁觀的旁觀者』，無乜特別學術目的，純粹鍾意去現場，睇吓歷史點樣在我眼前進行。就好似睇波咁，我都唔多鍾意喺電視睇。現場睇得到，咪去現場囉。」當下即歷史，朱福強誓要用雙眼見證。

留住政府檔案 可知誰令放催淚彈

但置身現場，也不保證能夠了解歷史實情。走在佔領區內，我們或許窺見百姓訴求，但當權者的舉動，似乎不易洞察。朱福強形容，真相細節，永遠藏在檔案之中。「檔案，即係人與人之間、機構與機構之間，又或人與機構之間，於交往過程中產生的文件、記錄，經過專業的歸檔，就成為了該事情的憑證。」話題回到雨傘運動。「所以，如果要認識呢個運動的歷史，我們除了要保存視覺文化的東西，更加要留住所有相關的檔案，特別係政府嗰啲。」否則他日回溯，歷史恐怕會被改寫。

「一個機構做事，不會只是口噏噏的。以雨傘運動為例，政府入面，一定有討論過點樣對付呢班𡃁仔，所以會產生檔案，會議紀錄呀，梁振英下達的directive呀，instruction呀。譬如說，是誰下令要放催淚彈？誰決定停止？警隊採取怎樣的行動？用了哪個level的武力？日後我們要了解整個運動，這些檔案是需要的。」文件機密，幕後黑手當然希望毁屍滅迹。因此上月底，朱福強聯同檔案行動組馬上行動，去信政府要求保留相關檔案。

法制漏洞 政府銷毁檔案沒刑責

行動，全因法制漏洞。有別其他先進地區，香港沒有訂立檔案法。政府部門要銷毁檔案，只需得到檔案處處長同意。偏偏負責把關的檔案處處長，份屬行政主任職系。對此，朱福強極力批評：「佢三四年就會調職，有咩理由要同你撐呢？要銷毁檔案的官員仲高級過佢。佢點解要得失老闆？不如簡單簽個名批准，跟住就去歎杯咖啡、上吓網，出番十萬八萬糧啦！」他眼裏明顯有火。「但有檔案法就唔同，政府一定要立檔存檔，規規矩矩，否則會有刑事責任。」朱福強強調，若訂立檔案法，官員做事就不能放肆。「現在放肆，因為他們可以將檔案，行轉背就銷咗，無法律上的制裁。但如果立咗法，呢個政府做事的時候，就要諗清諗楚，會有後果。」

檔案法 問責基礎

雨傘運動終有一日成歷史。眾所周知，歷史裏面，往往有英雄，也有罪人。朱福強指出，檔案法之重要，在於有助大眾揪出罪人，大聲問責。「檔案是問責的根源、基礎。如果唔係日後有咩事，點問責？問責而無檔案法，係絕對空談，呃你嘅啫！」他輕輕敲一敲桌面。「但如果搵到證據，呢啲人日後就會被歷史釘在十字架上，被歷史鞭撻。」因此朱福強一直強調，檔案，可以為人民伸張公義。

但公義之路，理應不止一條。立法會不是有特權法嗎？政府行事的蛛絲馬迹，總有機會到手吧。「呢個就更加荒謬！你有特權法可以要求政府提交檔案，查找不足，但就無檔案法作為後盾，政府根本唔需要立檔、存檔。你班友仔就算有特權法呢把尚方寶劍又好，咩法都好，一叫政府拎檔案，佢可以話『無喎！』咁你點呀？無檔案法作後盾，特權法是廢的、跛的。」朱福強說得激動。「更何况……（頓了一下）立法會用特權法都無乜幾多次成功啦！」語畢，剩下一記苦笑。

「你估官員會否積極立法綁自己？」

檔案法既然至關重要，許多國家及地區如英國、美國、台灣、韓國、新加坡，甚至中國，亦已制訂法例，那麼香港何以恁地落後、（再次）趕不上國際標準？朱福強有以下分析。「你諗一諗吖，呢條法律，係綁政府官員嘛，係咪呀？你估他們會不會咁積極，立一條法逼自己做乜做物、去綁住自己先？」他不忘諷刺，「如果條法律係用來綁你嘅，綁市民嘅，當然就好好多啦！你睇吓23條，政府成日都想立，係未立到之嘛！」連記者鏡頭也要遮擋的政權，面對可以有效監察政府管治的檔案法，自然有戒心。「他們都可能知道自己偏心、政策上有過傾斜，覺得證據留下來，會對自己不利。」訂立檔案法，於是遙遙無期。

過去幾年，為了推廣檔案法，朱福強不遺餘力。2011年有傳媒揭發，因應政府總部遞至添馬，政府檔案處於一年半內，共批准銷毁600多萬份政府檔案（3幢IFC的高度），大量重要的施政紀錄、歷史文獻，就此灰飛煙滅。朱福強當年勃然大怒，既撰文炮轟政府做法，後又聯同檔案行動組約見當時只是特首候選人的梁振英。「我好清楚記得，當時佢講咗一句好『梁振英式』的藝術語言，話咩『香港有好多嘢都應該要做』，好似好positive咁。後來佢在競選辯論當中，亦對IT界選委親口講過，會支持立檔案法。」朱福強憶述前事，面露慍色。

「政府秘秘密密 民主參與無從講起」

面露慍色，只因當選後，梁振英換了另一張臉。「之後我們再寫信畀佢，甚至成份法例的草案交畀佢睇，佢都已經唔睬、唔應，多謝咗就算數。」朱福強仍然不忿。此後，檔案法一事再無進展。問他心情如何，朱福強倒看得開。「都無乜點，我們要求好低，如果我們的聲音，已經令好多人聽見，知道檔案法有幾重要，咁已經好好啦！」他甚至想起近月在佔領區的經歷。「好多人都認得我，叫我『檔案佬』，又同我講會支持檔案法。」心裏有幾分安慰。

我有保留。當下香港社會風雲變色，許多人立定心志，站上街頭，不過為了爭取民主，其餘的事，大家根本無暇理會，何况是檔案法這個不太貼身的議題？朱福強不同意。「在香港爭取民主，路途真係好長，亦唔知點行。但是，就算你爭到民主，到時個政府如果無檔案法，剛才我講的那些弊端依然會存在。」他點出檔案法與民主政制之間的重要關連。「檔案是政府行事的證據、問責的基礎。民主講究人民的參與，不過要批評、監察政府，都要知道佢做過乜嘢先得。如果政府什麼都是秘秘密密的，不讓市民睇檔案的，咁民主的參與，其實亦無從講起。」朱微微一笑，再說：「爭取檔案法都難，但無爭取民主咁難，至少大陸都有（檔案法）啦！」

有民主無檔案法 弊端仍存

訪問尾聲，我們重踏佔領區外。我問朱福強，對於雨傘運動，你心裏有沒有解不開的問題，想透過翻查政府檔案，了解真相？朱福強先大笑，後沉思，再回答。「我想知嘅嘢，檔案都唔會有答案。」即是？「例如，我唔會明白點解……警察會同黑社會『合作』，真係解唔通喎！我亦都唔明白，點解梁振英會容許這些事情發生。我真係覺得好恐怖。有些人成日講『香港不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呢句老生常談，講得太多，但我覺得都真係要講喎。」他的語氣，變得愈來愈沉重。「呢個，真係唔係我所認識的香港喎。」

這個在政府工作23年的前官員，此刻流露的，只有疑惑。「70年代起，你見到政府一直慢慢走向開明、自由。係無民主，但有自由嘛！同埋，政府做嘢一定有底線㗎嘛！但𠵱家……唉！無底線嘅。我覺得，兩個字講晒，恐怖。」沒有公義的社會，便是恐怖。這種感覺，檔案無法記錄，惟歷史自會作證。

文/ 阿果
圖/ 郭慶輝
編輯/ 葉雨舟

家明雜感：《黃飛鴻之英雄有夢》七問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1月30日

【明報專訊】一、《英雄有夢》是個復仇故事，黃飛鴻要報的是什麼仇？

答：老實說真搞不懂，也許我的理解力不好，要不就是電影的邏輯問題。黃飛鴻（彭于晏飾）年幼時，父親黃麒英（梁家輝飾）被地方惡霸李爺害死，黃飛鴻跟摯友誓找李爺報仇，才發現李又被人殺了。但黃還是口口聲聲嚷着要報仇，終於《英雄有夢》的故事發展下去，打破「冤有頭，債有主」的定律，成為自大仲馬的《基度山恩仇記》以來，最令人莫名其妙的復仇故事：黃竟把帳算到黃浦江的黑虎幫大哥雷公（洪金寶飾）頭上，因為他是殺父仇人的仇人（但老毛不是說「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於是，黃飛鴻千方百計做臥底混入幫派，把幫派連根拔起。順帶一提，無論梁家輝到洪金寶，全是硬生生的國語配音，梁家輝戲分少，又失了語言，一個好演員被白白浪費。據說《英雄有夢》是六十年來第一部只說國語的黃飛鴻電影，我進了戲院才知道（早知不看了）。大概對文化及語言的蠶食，不宜大事鋪張。

要你硬食國語

二、黃飛鴻為什麼說國語？

答：這不難理解，語言是經濟實力嘛，電影是巨額投資，固然有奶是娘。正如很多不知就裏的香港父母只管兒女講英語及國語，視語言為生存／生財工具，甘心跨代無根。香港觀眾等着瞧好了，大陸電影市道一天比一天火紅，像《英雄有夢》的語言現象一定陸續有來。合拍片年前還拍國語配粵語的（如《大上海》），配音雖糟，像倒退回八十年代的港產片，電影公司起碼「照顧香港人民感情」；今天《英雄有夢》便要你硬食。去年本來有很好的合拍片例子，杜琪峯的《毒戰》及王家衛的《一代宗師》都是南北各說各話，溝通全沒問題，既突顯兩地文化差異，亦切合我們生活經驗，不明白《英雄有夢》何以不懂變通。

報仇是救人？

三、回說黃飛鴻對雷公的憤恨，電影真的沒有轉折的鋪排麼？

答：有是有的，不過同樣令人丈八金剛。話說黃飛鴻與好友赤火怒不可遏，明明殺父仇人已死，卻「報仇」、「報仇」天天掛在嘴裏。兩個人被不知名的和尚捉到深山，在那邊過着《功夫》草蜢仔一樣的生活，山洞內放滿蠟燭，他們與大師吸風飲露。大師捉他們去，要他們靜思什麼是「報仇」。大師也是的，明明知道答案又不早點告訴人家，害得兩個血氣方剛少年，青春期仍在山洞內委屈，跟青梅竹馬小情人阿春、阿花分離，性慾得不到宣泄，說不定因此種下兩人日後喪心病狂、自以為是的禍根。大師關於「報仇」的謎底沒什麼特別啊，原來「我要報仇」的「我」字有問題，太自我中心了。《英雄有夢》的邏輯很具創意的，大師後來竟成功說服兩個年輕人：「報仇」其實是「救人」。兩個人茅塞頓開，便學成下山了。

見人殺人永不言敗

四、「報仇」其實是「救人」？什麼道理？……算吧。但「救人」為什麼又大開殺戒？《英雄有夢》的開始，黃飛鴻以一敵百，見人殺人，還永不言敗。

答：永不言敗又是影片的另一問題，我沒聽過「告訴自己打不死，就真的打不死」的，做人要是這樣簡單多好。至於黃飛鴻為什麼要殺人，說不定有兩個原因。一是《英雄有夢》的編導要突破前人，「一代宗師」嗜血成狂有何問題？「人做我唔做，殺出新血路」，《英雄有夢》真是字義上做到了，黃飛鴻所到之處血流成河，斬斷代父尋仇伍盛（張晉飾）的前臂，甚至學ISIS取人首級！真怕連關德興師傅亦給它激翻生。二，編導想說要「更多人先殺更多人」的道理吧，這個我同樣沒弄懂，可能像「小財唔出，大財唔入」，不殺黑幫分子，怎救被販賣的苦力？若問，那些人該死麼？很難說，《英雄有夢》要令你討厭黑幫，還是有很多方法的。比如把雷公塑打造成像老毛般好勇鬥狠（「我最喜歡鬥」），沒高堂沒妻兒，膝下只是幾個各懷鬼胎的義子，兵器才是他忠心的朋友。義子全部「怪石嶙峋」的（當然比不上彭于晏靚仔），不是貪財就是好色，所以死不足惜。他們不堪一擊的，黃飛鴻跟赤火的裏應外合，順理成章。煞有介事的什麼兩把鑰匙才開到的銀倉，還是予取予攜，毫無懸念。

連古惑仔也不如？

五、那《英雄有夢》對黑幫的描寫，便連「古惑仔」也不如了？

答：是的，當今天的電影故事愈來愈趨複雜、嘗試貼近真實，連超級英雄電影的大反派都各有前因及苦衷時，《英雄有夢》完全反其道而行。黑幫、惡人鐵板一塊，死得愈多愈妙，猶如樣板戲中的地主或東洋鬼子了。洪金寶委屈啊，好多年前演《殺波浪》，角色駭人得來仍有人味，這裏卻淪為惡勢力的淺薄符號。黑幫眾頭還算了，但其他被黃飛鴻、赤火像斬瓜切菜一樣，不放在眼裏的嘍囉呢？最後黃飛鴻救蟻民於火海（被販賣的「豬仔」），一句對白「那裏有多少個父親，多少個孩子不想成為孤兒？」但被黃飛鴻所殺的一眾刀下亡魂，難道都沒有家庭，都不成孤兒？！提到「古惑仔」，我本覺得本片不妨命名《黃飛鴻之隻手遮天》或《黃飛鴻之江湖新秩序》，不過再想倒覺不適合。古惑仔的江湖盜亦有道，志雄哥、任達華講道理及重情義，《英雄有夢》數來數去只有一個跑龍套的牙刷蘇比較好。《英雄有夢》可不可叫作《黃飛鴻之無間道》？原裝《無間道》十多年了，《英雄有夢》念念不忘，不但把「黃飛鴻」拍成臥底片，還把牙擦蘇寫成「傻強」。

只有強權沒有公理

六、總的而言《英雄有夢》塑造了一個怎樣的世界？

答：一個互相傾軋，只有強權沒有公理的世代；四個年輕人自憐自哀，可憐的連一代宗師也得趕這趟渾水。一再重申的類似台詞，反映了影片浮躁不安，迷戀權力多於正義：「要人尊敬你，先要他們害怕你」、「成為這個地方最厲害的人」、「征服所有人」。武俠片的俠義來到《英雄有夢》，正式被畫上句號。英雄自以為是，像正義的唯一化身、道德判官（清末版ThePunisher乎？），用離間攻心計（有史以來最邪氣、暴戾的黃飛鴻）、濫殺非我族類（法西斯？），再把一切美其名為「有夢」！！但看來看去，黃飛鴻、赤火只「選擇性」圓夢；黃飛鴻由報仇「升級」救人，把憤恨從李爺「轉嫁」到雷公身上，但他明明看到傲慢的洋人、漢奸是始作俑者，甚至民不聊生更應怪罪腐敗清政府吧？偏偏黃對此視若無睹（留待下集？還有下集！？）。《英雄有夢》其實想講暴力革命、權力鬥爭，新浪無情蓋前浪，對father figure有莫名的惱恨（說來有趣，黃麒英及雷公都葬身火海），沒有愛、惻隱與同理心。電影反映了當今國情：下面的死鬥爛鬥沒關係，別搞中央就好。《英雄有夢》把「黃飛鴻」及「夢想」兩概念顛覆，同時把是非顛倒，叫人眼界大開。影片的回憶是可怕的，兒時受盡欺凌，不堪回首；今天吐氣揚眉，有風駛盡舵，相信滿足了強國勃起後的觀眾心理吧。唉，最近電影節在做SergioLeone回顧展，若說感慨時代滾滾洪流及有仇必報的故事，《英雄有夢》跟《萬里狂沙萬里仇》（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的距離，比《星際啟示錄》的父女更遠了。由《萬里狂沙》想起，徐克廿年前的《黃飛鴻》也叫「Once Upon a Time in China」。「Once Upon a Time」有「曾經何時」之義，說法帶謙卑。謙卑，大抵是今天華語片最缺乏的風度。

我們都愛周星馳

七、我最喜歡《英雄有夢》什麼？

答：動作不算驚喜，在「後一代宗師」的武俠片年代，《英雄有夢》雨中大戰、張晉的陰沉形象、花舫內景的黝黑華麗，具有點《一代宗師》的「再生產條件」。最後一場火海大戰是見過最笨拙的設計，黃飛鴻打翻一兩盞油燈不夠，非要弄到漫天火海才心足，作繭自縛得幾成笑片。Angelababy演的阿花是個沒靈魂的軀殼，每次出場都像個月份牌廣告，如霧裏看花，是黃飛鴻的「英雄綺夢」或「英雄夢遺」。她的犧牲夠冤枉了，阿春眼巴巴看着不理。編劇又生怕觀眾罵反駁，加插兩個女子之前的私語自圓其說（《英雄有夢》角色的原委都是講出來的，四個義子飯桌上的政治亦嫌生硬，不懂世情）。影片我最喜歡的一段，是黃飛鴻在急忙間（他被質問為何遲到，不正是《無間道》？），叫盲公講「十面埋伏」的故事。一來勝在無厘頭（黃以此向同志通布危機四伏？！），二來輕易叫人想起周星馳的《食神》，「兩樣溝埋嚟做瀨尿牛丸丫～笨」，差點以為論到黃飛鴻時，他會像周星馳咬字不清的混過去喇。果然，我們都愛周星馳！這是我看畢《英雄有夢》全片後，發覺跟編導的唯一共鳴點。

文 家明

編輯 林韻兒

余若薇 - 「一男子」的亞視續牌決定

2014年11月30日

【明報專訊】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將於短期內決定，是否批准兩個免費電視台無及亞視的續牌申請，亞視的申請尤其令人關注。

王維基的香港電視排除萬難，利用網絡傳播終於本月中開台，接駁機頂盒便可在電視收看，但覆蓋率遠遜於免費電視台。香港市民不會忘記「一男子」梁振英做的「好事」，港視去年申請免費電視牌照，通訊事務管理局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都建議發牌。開放市場，促進競爭，家庭觀眾有更多選擇，以為是理所當然的政策方針，但特首梁振英會同行政會議否決了港視的申請，即使10萬人上街抗議，包圍政府總部，「一男子」一意孤行，亦拒絕公開交代港視「死因」。

亞視當然樂見少隻香爐少隻鬼，但它年年虧蝕，節目質量為人詬病，又憑什麼保住牌照，長期佔用大氣電波？上星期法庭審訊一宗關於亞視的案件，律師披露通訊局今年9月已通知亞視，鑑於亞視在公司管治、董事局監察制度、主要投資者王征干預公司運作等多方面整體表現欠佳，通訊局建議特首會同行政會議不批准亞視續牌。

亞視的客觀條件不利續牌，但它與「一男子」有段原本不為人知的地下關係。

澳洲傳媒上月報道梁振英收取近半億港元私利的醜聞，揭發他擔任特首後，仍然持有日本DTZ公司股份，過去5年DTZ客戶之一是香港興業，而香港興業主席就是亞視主要股東查懋聲。梁振英與亞視這種利益關係，馬上令人聯想到，有否影響他去年決定不發牌給港視？又將如何影響他決定是否續牌給亞視？

倘若梁振英又再隻手遮天，黑箱作業，拒絕或根本拿不出服眾的理由，將會是下一個挑起民憤的炸彈。

蘇賡哲 - 培養接班人捷徑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11月30日

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日前出席商會講座，談及佔領行動時說：「我們的年輕人這麼有理想，能言善道，但是不講道理……我們怎放心在二十年之後把香港交給這些人去管呢？」對香江府衙甚至對朝廷來說，這都是頭痛的問題，其嚴重性在於，這些年輕人來自全港大學，不少還是大學生的領袖。看來毛主席所說「知識愈多愈反動」，還真是一句頂一萬句的真理，安定城邦的首功，周融不就只有中學學歷嘛。

要找更加可靠、更講道理的接班人，也許小學生方堪大用，因為中學生還出了學民思潮，中學畢業不久的黃之鋒更在《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選舉打入三甲，他被捕快攻擊蛋蛋的消息傳出去，說不定排名會繼續躍升。這一來，豈不是只能在小學生中找接班人嗎？但二十年後，小學生最大也只是三十出頭，還未夠秤選特首，真是青黃不接的困局。

幸而北京大學名教授錢理群為香港找了一條出路。他說，現今包括北大在內的很多中國大學，正在培養一批絕對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所謂絕對，是這些大學生毫無理想，個人利益是他們一切言行的唯一推動力。所謂精緻，是他們智商很高、有教養，所做一切合理合法，經常擺出忠誠姿態，最善於利用體制收取利益，「他們成為接班人順理成章」。只要梁愛詩們把香港學生鼓動去內地留學，將來何患沒有接班人？

梁文道 - 做個正常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30日

接上篇：梁文道 - 記一位剛剛認識的律師

就在夏霖被帶走的前幾天，我們還在一起，為一位朋友慶生。那晚的雪白小蛋糕意外地好吃，質地柔軟，但又不至於鬆垮；有些甜味，但又不算過份，正合我們的口味。壽星告訴我們，這是正被軟禁的一位友人特地託人訂製的。難怪，她的品味一向很好。

是吹蠟燭許願的時候了，壽星輕聲說出他的心願：「希望一切還在裏頭的朋友平安，也希望所有在外頭的朋友無事……」。我們沉默，心裏也暗自真誠地祈求。燭光已滅，大家一邊分着蛋糕，我一邊說：

「剛才聽到XX的願望，一回想，才發現過去十多年來在大陸認識的朋友，幾乎竟有一半蒙難。不是坐過牢，就是正在坐牢；不是失去了工作，就是接近失業的邊緣；不是流亡，就是處在一種不能回國或者不敢回國的尷尬狀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是大家變得激進了嗎？不，其實做的事情還是一樣的事情，說的話也還是沿着同樣的路子，和幾年前根本沒有什麼分別。重看我從前在專欄裏寫的東西，要是以今天的口徑估算，大概都出版不了。浦志強他們幹的事情，一年前還能上雜誌封面，維權運動在幾年前也還是官方媒體正面報道的題材，現在呢？在這種情況底下，溫和與激進的分別根本沒有意義，那條線的定義從來不是客觀的，因此也從來都不是我們把握得了的。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是安全的。」

莫非一語成讖，不到幾天，夏霖就被帶走了。我說「帶走」，是因為我們很難斷定一個人這樣子莫名其妙地消失算不算是被捕。走的時候沒有正式拘條，他們的家庭往往過了許久也得不到通知；律師可以去找他嗎？就連律師也都被「帶走」了，你還找律師？這就像我那些回不了國的朋友，從來沒有正式放逐的命令，只是透過各種管道傳來威脅的信息，讓你不敢重踏國門。所以這一切都是含糊的，不算被捕，不算流亡，只是靜悄悄地消失。

咎由自取，有人如是指責。例如維權律師，我曾見過官方媒體評論，指他們到處尋找中國社會的黑暗面，無限放大局部的問題，根本不合大多數人的利益，也漠視了主流的發展方向。但是，當聽說一個洗浴女子被人強姦，因為自衞而殺了人的時候，你首先想到的是要弄清楚事實，還是覺得這是個暴露中國社會黑暗面的好機會呢？當一個盲人受到非法軟禁，你去幫他，這是出於仗義，還是想要放大局部的問題。有誰能告訴我，在單純的同情心與樸素的正義感，以及「刻意破壞大多人的利益與主流發展方向」之間，是否有一道清楚而穩定的標準？

所以這是一個嗅覺的問題。既然你永遠都不會知道「好人好事」與「尋釁滋事」的差異，既然你永遠都不能判定一件事情該談還是不該談，那你就只好持續地靈敏，在最平凡最日常的狀態下保持警覺，於無異處聞出可怕的氣味，然後閃躲。又或者乾脆關掉自己天生的部份機能，冷漠、世故、不憤怒、不傷心，於是就能免去一切消失的危險。

就像服下令人快樂的藥丸（不由得又想起陳冠中在《盛世》中的預言），讓自己充滿「正能量」。對身邊的不平無感，因此頭一回成了受到鼓勵的人間美德。當然，這不是叫你徹底忘卻正義感。只不過這個正義感不能由你自主，它是需要「引導」的。比方說你見到一位患有肺塵病的工人久病乏治，在中央電視台的號召底下，你和大伙捐款協助，這就是好的正義。要是你帶頭追究當初聘用這些工人的部門不負責任，那就是居心不良地搞事了。同理，地方上有貪官作威作福，你自己跑去上訪投訴，這是不對的。等到上頭訪查出了結果，打貪成功，此時你再燒鞭炮慶祝，做被大快的人心中的一份子，這就正確了。所以正義感和同情心不是一種天然的感情，更不可能人皆有之；相反地，它應該是一種配合時勢的情緒表演，講究的是對局面的掌握，以及情況演變的精密計算。

要是做不到這點，你或許可以像高耀潔醫生，因為不受「引導」的正義與愛心，贏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評選的「關心下一代先進個人」，甚至成為中央電視台「感動中國十大年度人物」。然後呢？然後她在幾年後去國出走。

咎由自取，我想我這些朋友的麻煩確實是自找的。因為大街外頭就是一個正常的世界，你看那裏有很多人都活得很快樂，很「正能量」，從來不必擔心「帶走」和「消失」。那種正常，就像米沃什（Czeslaw Milosz）在《被禁錮的心靈》裏所說的：

「人們常常把生活的秩序理解為自然秩序。在上班途中，人們看到的房子，似乎更像是從土壤裏鑽出的岩石，而不是人類用雙手和思想所創造出來的產物。人們認為，他們在辦公室或工廠所做的工作對世界的和諧運轉至關重要。……他曾認為國家的部長或銀行經理都是重要人物，並且羨慕他們；與此同時，他認為擁有大筆錢財是和平與安全的保障。他不相信，有一天在他所熟悉的，貓咪睡覺、孩子玩耍的街道上會出現一個帶着套馬索的騎士，而這位騎士會抓住路邊的行人，將他們拖到屠宰場後立刻殺死或吊死。他習慣以最謹慎、能避開人們注意力的隱秘方式來滿足生理需求，而不管是否所有人都有這樣的習慣」。

然而，正常人並非真的不相信異常的存在。他知道，甚至親眼見過，路上確實有人被騎士抓走。只是正常世界的居民自有消解意外的心理技巧，他有着健康的世界觀。米沃什遂接着說：「以前，如果傍晚有人在街上被屍體絆倒，那位公民會立刻跑去打電話，之後很快就會有一群人圍攏過來，開始嘰嘰喳喳地議論或評論一番。現在他知道，必須迅速躲開躺在烏黑泥濘裏的屍體，不要提任何沒有必要的問題。開槍的人總會有自己的道理，而地下審判從來不會聽取被告的申訴」。

我的朋友，我真覺得我們就像香港南丫島出生的海龜（請原諒我這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偶而會成為媒體上的奇觀，讓人亢奮一陣；大部份時候卻潛行在另一個不為人知的世界之中。在繁忙的海域中被船槳撞死，被漁民的拖網纏繞窒息，在剛從沙堆冒出頭來的時候被海鷗叼走，於是數目越來越少，也越來越難以被人察覺，默生默死。依然溯游回航，依然在滿月的時候產卵，依然在破殼之後艱辛緊張地爬向大海，沒有理由，至少沒有說服得了任何人的理由；只不過是照着自然本能罷了，低頭前進，無有退路。這種狀況，本來可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形容。可我向來悲觀微小，不願使用這麼壯闊的說法，更何況我們註定消亡，滅絕在這個跡近隱形的另一重現實。以後，剩下的就是正常世界，與更快樂、更明智的大多數正常人。（海龜二之二）

（註：在寫這篇雜碎的時候，忽然收到《今天》創刊編輯徐曉大姐被帶走的消息。她是我所遇過的最好的編輯，多年來蒙她細心關照，上個月還曾勸我要當心時局自加保重。一個好幾年不公開發言，總是默默助人的溫和好人，怎麼就背上了「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一時心焦如焚，語無倫次，還祈讀者海涵是幸。）

李純恩 - 趣談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30日

中國外交部埋怨外國的法律太複雜，令中國在引渡潛逃在外的貪官回國受審遇到困難，所以希望某些西方國家（首選美國）修改法律。

這樣的「要求」不知會不會被洋鬼子接受？相信機會不大。

外交部發言人說，許多西方國家是鑒於一種偏見，所以不合作。言下之意，就是說這些洋鬼子怕貪官們被遣回中國受迫害。

這倒是說到點子上去了，因為洋鬼子比較單純，他們也分不清一個被中國政府追緝的人究竟是貪官還是持不同政見人士，他們也知道貪官壞，但萬一誤信搞錯了呢？

這自然也是中國現代詞匯的貧乏所致，中國一旦要拿人，都以「犯罪份子」稱之，貪幾十億的是犯罪份子，寫篇「反黨反社會主義」文章的也是犯罪份子，兩種「犯罪份子」在洋鬼子的價值觀裏是有正負兩極分別的，但被一句「犯罪份子」搞混了，為了保險起見，寧願放過一千，也不錯殺一個，自然不會順暢地迎合中國要求，配合中國行動。中國貪官深諳此道，國家製造了那麼大一個空子，不鑽簡直對不起國家。

世事皆有因果，一個國家的形像也一樣，什麼樣的形像予人什麼樣的觀感和想像，被誤解了也未必可以怪別人。

所以，中國反貪，要求西方國家改法律，便成為趣談了。

畢明 - 由佔領到雨傘到鳩烏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30日

警棍當然是大殺傷力武器，它已令市民不敢報警。

警棍當然比催淚彈更催淚，它已令警隊所餘無幾的正面形象徹底粉碎。

警棍當然叫人懼怕生畏，它已令大眾知道權力的失控和瘋狂。

警棍當然有使用指引，國際標準是：祇能打下身及手部；揮棍時不得高於膊頭；擊頭是高危、致命動作，祇可在警員性命受到嚴重威脅時法律上才可接受等等。香港旺角的標準是：放題。無限任扑。

睇嘢，毆；行過，打；行得慢，扑；似打奴隸又似趕牲畜。每一棍，毆打的是人民的尊嚴、自由、人身安全；每一棍，毆打的是警隊的專業和城市的文明。每一種暴力都是一種摧毀，政府負面形象又衝出國際。為什麼要真普選，就是要保障尊嚴、自由、人身安全，確保下一個政府，任何一個政府，不能把市民當奴隸和畜牲。

一則新聞說某「江姓家庭主婦含淚在庭上說「（在旺角被警察打到）傷晒，但我唔夠膽報警」。心抽搐了一下，也痛。警察已比暴力還要黑暗了嗎？咩世界。

採訪更慘，兇完打完再鎖再拉。毆打新聞自由。

「悍警」是關鍵詞。15歲校園記者、電視台工程人員、報章攝記，都手無寸鐵，悍警勇武搶捕良民，則全副武裝，以眾擒一，贈送語言肢體和執法暴力全餐，完全「狂武派」，罪名莫須有。別推說壓力，對着和平市民你都發癲，憑什麼面對悍匪不驚應變，沒有臨危，警性大亂，這個集體窩藏着幾多暴戾虛怯在心底。

由佔領到雨傘到鳩烏，看見權力在道德、智慧、管治上如何罪無可恕地貧窮，窮得賤，賤得祇懂錢，錢收買不成人心就祇剩下惡，是為發窮惡。

由佔領到雨傘到鳩烏，是要讓下一代富起來。在道德、智慧、管治、保育、人權、廉潔、民主、自由上，讓下一代富起來！

由佔領到雨傘到鳩烏，是要說明打經濟牌已過時，out到冇朋友。新一代不是要拚經濟，是要拚生活，拚文明，拚公平，拚正義，拚愛。

我從來不明白努力阻擋着下一代發達的堵路人，他們自己不長進吃老本，又懶又害怕又沒信心，怕競爭怕失敗怕被後浪淹過，一味阻撓，挾着出生比你早，既得利益比你多的優勢，頤指氣使，傲慢霸道，最怕平起平坐給人出頭天。請求醫，及切勿放棄治療。

如此愚笨卑鄙的政府，如此聰慧磊落的人民。

由佔領到雨傘到鳩烏，你會發現香港人的靈變精叻，可愛得要命。這不是自high，是證明這個城市的美麗，這些人值得更好、更多的文明公義資產。由「哇，催淚彈呀！」到「哦，催淚彈喎！」到「挑，催淚彈啫！」學習之快應變之醒粵語之精不是最厲害，是由胡椒噴霧到催淚彈到警棍，由黑社會到愛字頭到禁制令，由清除障礙物到清場，由維持秩序到無理拘捕，大家沒有亂過，和平理性和愛都沒有少過。祇有更多，祇能更多。

岑敖暉被捕；IG-alan0611攝

當政府各式在明在暗的行動升級，反而和平升了級，這是何等壯麗的道德力量。不是佔領咁簡單，是被打不還手，被扑不退後，被拉不反抗。一張新聞照片，岑敖暉被捕，雖千萬警察一個學生，稚嫩的血肉之軀舉起雙手，勇猛的軍裝群起兇撲吞噬，Lester一臉堅定、承擔、從容，誰看見都為之動容，無仇無敵，和平爭取，如何對他輕言退。

由佔領到雨傘到鳩烏，可以變陣，不敢輕言退，歷史告訴我們冷處理是熱血的剋星，像情花毒和斷腸草，像Hunger Game的白玫瑰 vs Mockingjay，熱血冷處理，無往而不利。民氣熱度一退，星火難滾起，剩下一年一度的未敢忘記。由六四到劉曉波到李旺陽到佔中到雨傘到鳩烏，全部的敏感詞，要找陽光，有陽光的，才不冷。你清場我鳩烏，多幽默，索性奉政府諭，不佔領，齋鳩烏，好未？

從來做對的事也不會得到全世界的支持。TV buddy都有知心友，維基都有對頭人。上述岑敖暉的被捕相片縱有無限like也有人罵豬狗不如，有些人是不懂支持公義的，他們看不見，但我們也要為那些人一起爭取。冇計。支持率可升可跌，像股市，但由佔領到雨傘到鳩烏，不是找止賺止蝕位，是為了改變遊戲規則，讓下一代公平地可以富起來。

優秀的英劇《Upstairs Downstairs》說到當年英國因移民法之固執，對在德國被迫害而流亡的猶太兒童棄而不顧，不讓入境不予合法居留，「法治」也。爭取收留孩童的博士卻說：“They are not criminals.They are statistics”。不是罪犯，是歷史數據；有些畫面，同樣原理。

這是可以擾亂視聽，不能控制真相的時代。一人一機，拍下真相，容不下插贓和隻手遮天，不能控制真相，就不能控制思想，幸運地。

趁還有少少空間爭取，讓下一代的生活文明富足起來。

祝佔領平安。祝雨傘平安。祝鳩烏平安。 

林夕 - 白頭師姑人送黑頭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30日

最近輪流心痛的人，如選秀節目般輪番表演心痛感言。他們也真夠敢言，這次出場的有梁愛詩。師姑心痛，表示雨傘青年有理想，但不講道理，「我哋點樣放心喺20年之後將香港交畀佢哋呢班人去管呢？」

我把這話琢磨了又再反芻，最後吐出一口瘀血，發出一陣紮腳布酸臭氣。姑奶奶的，將香港交給「佢哋呢班人」，瞧那口氣，彷彿還活在帝制時代，香港是屬於他們一班滿人親貴的，而她慈禧抓權抓那麼久，久不久以基本法委員會身份出來訓政，捨不得啊，不放心啊，那班不肖子孫，個個不成材，最好還是讓哀家繼續訓政個二三十年。

妖言最能泄露心聲。我想，自己曾服務過的機構，即使再關心，既非老闆，也沒有足夠厚的臉皮公開說：我怎麼放心把公司交給那些八九十後員工啊。大概只有在我褻玩多年的私人珍藏，在寫遺囑時，才會用當年李瑞環的比喻，跟律師感嘆一句：「把這紫砂茶壺交給他們，我不放心，他們會把這紫砂茶壺最值錢的茶漬，清洗殆盡。」香港是屬於全香港人的，在這誰也不代表誰的年代，師姑的慈禧情結，一言穿崩。而把香港這紫砂茶壺最值錢的地方，粗暴地磨擦掉的，正是這一代的代理人，難怪當年肥彭非常不放心。

「交畀佢哋呢班人去管」，聽那語氣之傲慢鄙夷，佢哋呢班咩人？不就是雨傘人，師姑大可放心，按你所說，政改慢慢改，按大清律例七出之條改善之速度，改得來，「佢哋呢班人」都已經髮白如你。你又訓政曰，人大決議不可改，那麼，佢哋呢班人，是決不會有機會入閘的，連海關的閘口也不能出入自如，愛國無門，面聖無望。至於佢哋呢班人之外嗰班人，梁朝治下，大力鼓吹北移換血，二十年後新港青，參考當年師姑你做律政司時的祖制，在三權合作治下依法治港，放生大財團。這管治手法那麼講道理，又符合國情，成為後輩參考的經典案例，縱然你兩鬢斑白，歷史都可認得你。所以，你這白頭人送黑頭人一個管香港的權利，又有什麼不放心呢？

黃潔慧 - 這是我見過最令人羞恥的一支香港警隊

評台   2014年11月29日

朱經煒警司當街毆打途人。蘋果日報圖片 

旺角當晚阿SIR的行為，係我做咗幾十年人以來，見過最令人羞恥的一支警隊。我出生於ICAC剛成立的年代；成長於警隊大幅招攬大學生以提升警隊專業水平的年代；採訪於面對幾多比岑敖暉更加「孔武有力」的韓農，警方都表現克制又專業的年代。我一直深信，害群之馬只係少數人，唔係警隊認可的文化。

但旺角當晚完全扭轉了我的睇法。唔止郁手涉暴，仲有幫手同維護同袍涉暴的，以及縱容涉暴的，係好大班警員。唔係個別問題呀，係整體意識形態的問題！阿SIR似乎認定，示威者係流氓，記者係流氓，所以就算用對付流氓的方式應付之都OK，否則，行過就用棍打，幾個人圍你一個按你在地，屈你搶槍等，唔會做得咁理所當然，咁過得到自己。

有做咗幾十年記者的朋友話，從今以後，好仔唔當差，邊個會覺得考警察係件值得驕傲的事？警隊質素會越來越差。

我想話，對管治者嚟講，有咩問題呢？全世界的專權國家，鞏固權力的極重要一步，都必然係收服所謂coercive apparatus。通常都係軍隊；但香港話晒係一國兩制，解放軍唔會入城，呢度又冇城管，警隊，就係頭號必須搞掂的對象。香港人受殖民思想「荼毒」，叫你班已經知專業兩字點寫的差人，突然變人民公敵，警察叔叔們怕且都過唔到自己一關吧。而家好了，大把理由，等一班警員自己「醒覺」，將市民當流氓，唔係一石二鳥，慳水又慳力嗎？

這是全世界專制政權的不二手段，除非你話我知，中共唔係專制政權，兼且梁振英又唔喜專制政權。咁我就會提醒你，一年前，紀律部隊訪京，獲特別高級別接見，當時曾偉雄的排位，猶為紀律部隊一哥。

所以，再吸引唔到好仔當差？冇問題呀，正好來一次意識形態的清洗。只係一班身在局中的警員不只知。

Vic - 民主就是做自己的主人

2014年11月29日

今天看到蘇賡哲先生在文章中說，他最欣賞香港佔領區的標語是「生於亂世 有種責任」。他說這使他感愧無以名狀，因為以前他和很多同輩，應對亂世只會哀哀怨怨說一些「寧作太平犬，不作亂世人」之類毫無意義的話，有能力的就移民避開亂世；現在看到子侄輩揭示出這樣的標語，無異當頭棒喝。他讚揚香港年輕人生逢亂世，不願逃避，而是要背負責任。然後他寫了一句我認為很有意思的話：

「所謂民主，就是不逃避責任，做自己的主人，這才是勇者的氣概。」

未曾為爭取民主付出過代價的人，很容易將民主參政的權利視為理所當然，忘記這種權利雖然是基本人權，但往往是前人付出慘痛代價、努力奮鬥爭取得來的。

當然，香港的年輕人沒有這問題，因為他們的前人非常不濟，中了民族主義的毒，輕信香港可以「民主回歸」黨國一體的獨裁政權，結果留下跡近絕望的現實給他們面對；幸好他們沒有逃避，擔起了重任，正為自己與後代的民主權利而戰。

香港有不少人相信中共的宣傳，常常嘲笑台灣的民主不知所謂，譏笑台灣議會的肢體衝突，恥笑民選上台、平民出身的總統貪污腐敗。還有一些聰明人，例如張五常教授，積極讚美「中國模式」，認為中國找到了全世界最先進的政治經濟制度；也有偽進步人士如張翠容嘲笑香港人正在爭取的西方民主是落伍的東西；當然還有強國成長的新一代「精緻利己主義者」，接受西方傳媒訪問，坦言不覺得自己需要民主……

台灣的現實其實千瘡百孔，例如全台灣人幾乎都吃到了台灣首富製造出來的垃圾油，而民主進步黨實在也不見得進步到哪裡去，但是今天我們又一次見證了民主極可貴的一面：執政黨表現差劣、冥頑不靈，我們就用選票和平地教訓他們。人民才是主人。人民的質素，決定了民主的質素，而人民的質素在民主體制中比較容易進步，在專制體制中則很容易每況愈下。

相對之下，中共、港共積極詆毀民主，千方百計剝奪人民的民主權利，就是要阻止人民做自己的主人，要人民相信偉大、光明、正確的共產黨是人民可以託付的靠山。這其實等同要人民放棄做自己的主人，放棄做人的尊嚴。

沒有什麼比這更侮辱人了。而香港的年輕人已經覺醒，回不去了。有人說年輕人的政治立場終究會改變，會變得務實溫和，似乎香港年輕人終有一日會接受中共的假普選似的。我們且放長雙眼，看看是否如此。我只想提醒心存僥幸的人：香港安穩的日子結束了；在實現民主普選之前，大家不會有真正安穩的生活了。

關麗珊 - 沒收回鄉卡

2014年11月29日

【明報專訊】要是只有一間傳播媒介機構河蟹，明辨是非的人大可辭職，另覓良木而棲。萬一間間機構都河蟹或半河蟹，就只能有良心的轉行，或先將良心鎖在抽屜才返工。

某傳媒機構的記者有次因人脈關係，得到獨家猛料，猛料內容不外是某高官如何貪腐，沒有新意，只是有證據可以開名報道。記者滿腔熱血的完成採訪，主管看罷，只是問了一句：「你不想要回鄉卡嗎？」

記者沒有回鄉卡事小，報道公開以後，需要負責的人極多。那機構寧願沒有獨家報道，好過惹禍上身。

我們無法想像內地維權人士及其律師的壓力，內地法律系畢業生極多，只有十分一左右考到執業資格，人脈非常重要。維權律師憑良心站出來，可能失業，更可能失去自由。儘管如此，仍有律師願意維護正義。

在香港為高牆添磚的人跟內地維權律師走相反的路，維穩者可有捫心自問，吹捧權貴踐踏學生，到底是無知還是為錢呢？

特區高官將子女送到外國讀書，不曾教書的人掌管香港教育多年，不知所謂。今日批評學生的人，還記得良心兩字怎寫嗎？

關麗珊   facebook.com/kwanlaishan

陶囍 - 樂善勇敢

2014年11月29日

【明報專訊】通識科又成為爭議。只怪自己記性太好，想當初通識被萬般嘲弄，說它範圍太廣，學生末了只會淪為吹水怪，幾年下來，此科竟然神威大發，鼓動學子上街這麼費勁的事都辦得成，真是十年人事幾番新。

通識之前還有教育改革，大家記得那堆黃色小鴨嗎？教育當局不怕人家見笑，大方公告天下，以後填鴨，用「樂善勇敢」來填——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時為1999年，黃之鋒剛上幼稚園，學聯五子頂多在念小二小三，太好了，他們趕上了這麼美好的改革號，踏上了求學不是求分數（好似係）的愉快學習旅程。

從來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成效這回事，不是說你想看就看得到，偏偏，彈指十五年，一場雨傘運動，讓我們看清一張張年輕學子的臉孔，展示了具體的教學成果。他們樂於學習，抗爭不忘自修做功課；他們善於溝通，兩文三語不在話下，面對高官不卑不亢；他們勇於承擔，坦然面對公民抗命的刑責；他們敢於創新，佔領區的創意點子源源不絕。試想想，如果這一代還要考什麼小學會考和學能測驗，然後中三淘汰一次，中五又淘汰一次，等到終於升上大學，哪有空跟當權者字字斟酌民主和關注民生呢？

所以說，即使教育制度仍然有千般不是，起碼認真培育了「樂善勇敢」的新一代，當年的改革者好應該為此驕傲。令人神傷的是，主事者口號說得漂亮，自己是否做到就不得而知，萬一學生的「樂善勇敢」不符他們心中的理想藍本，更反過來說那是課程出錯、學校出錯、教師出錯。在「勇於承擔」旁邊，只好蓋上一只黑豬了。

李怡 - 愛鄉愛台愛港與愛國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29日

在台灣觀選。高雄市議員候選人黃柏霖是客家人，他的競選總部是客屬後援總會，總幹事叫林美文，他說他當兵時加入國民黨，到民進黨成立他加入民進黨，後來加入台聯，現在回到國民黨幫黃柏霖助選。他說參加不同的黨都是為了客家人，哪個黨願意為客家人做事，他就加入那個黨。講到兩岸關係，他說只要是客家人交流，他一定參加。他在不同的黨做不同選舉的抬轎人，是基於愛鄉感情（高雄25%人口是客家人）。對他來說，黨不黨，國不國，統不統，都沒有客家重要。

上月13日，大陸《新世紀》雜誌第39期刊出歷史學家楊奎松一篇文章〈愛鄉與愛國〉，先引述文獻，講1841年鴉片戰爭期間，廣州三元里一帶有上千民眾自動幫助英軍，或揹送彈藥，或刺探情報，或參與作戰。大陸歷史教科書不是說三元里民眾當年英勇抗英嗎？怎麼又有幫助過英軍的事？楊奎松說：中國幾千年來不停地改朝換代，百姓早已習以為常，「誰當皇帝就給誰納糧」。「滿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東來的『紅毛』統治者更為可親可愛」。三元里民眾對英人和清政府的衝突本不關心。之所以先助英後又轉而抗英，先是為了對朝廷的盤剝不滿，後是因為英軍在當地搶掠財物、調戲婦女，民眾的基本利益受到侵犯。無論抗英還是助英，都不是出自愛國或要做漢奸，而是出自愛鄉。

楊奎松引用學術研究指出，中國底層民眾，往往只有鄉土情結。誰當皇帝，與他無關；傷害了本鄉本土的利益，任誰也要反。17世紀前後，大批跑到東南亞的華僑，從來只認自己的省籍或族裔，他們的歸屬是自己的家鄉，是宗親會、同鄉會，而不是國家。

晚清年間，一省一地與清廷國家利益的矛盾衝突已頻頻發生。辛丑和約後，各地百姓對滿清中央的統治及其政策越發不信任。因此，無論立憲派的梁啟超，或革命派的孫中山，都有將來立國須仿效美國或德國的聯邦制的設想，先搞地方自治。梁啟超說：欲建一「完全之國家」，理當「博採文明各國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縣縣，鄉鄉市市，各為團體，因其地宜以立法律，從其民欲以施政令」。與梁啟超一道流亡日本的廣東人歐榘甲1902年出版了《新廣東》小冊子，公開主張：「廣東者，廣東人之廣東」，「廣東人實為廣東地主，則廣東之政權、財權、兵權、鐵路礦山權、土地所有權……，莫不宜自操而自理之，以廣東之人，辦廣東之事，築成廣東自立之勢，以建全中國自立之起點」。1903年，留日學生楊篤生撰文〈新湖南〉，提出：「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欲新中國必新湖南」；欲新湖南，只有「獨立」之一法，即應「闢湖南巡撫衙門為獨立之政府，開獨立之議政院，選獨立之國會員，制定獨立之憲法，組織獨立之機關，擴張獨立之主權」。同年旅日江蘇同鄉會成立宣言稱：「愛國必自愛鄉起。」「各國革新，無不從地方自治起」，使「人人自衞其鄉」。

1919—1920年，毛澤東在湖南推動「湖南自治運動」，在《大公報》寫了12篇文章，提出湖南的根本問題是要建立「湖南共和國」，他力主湖南實行「全自治」，提出要「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小中國從湖南做起」。

因此，一百年前，中國的愛國救國志士，就知道並提倡愛國必先愛鄉。先建立各地真正的地方自治，然後各邦聯合而成就國家的自立。

筆者三十多年前訪問徐復觀教授，他說道德的意義須見之於行為，要對人發生影響，還需要與自己的血肉相關，如果說，和我們血肉相關的有意義的東西，對我不發生影響，而偏偏是與我們血肉不相關的東西才能發生影響，這有違人性。家鄉之事跟我們血肉相連，國家就是較抽離的概念。因此，即使講「愛國愛港」，也必須把「愛港」放在「愛國」之前，這樣才真實。現把「愛國」放在「愛港」之前，「愛國」就變成一個先驗的、凌駕一切的與我們血肉無關的抽象觀念，實際上不能不是「愛黨」的白手套，而「愛港」也就淪為「愛國愛黨」的陪襯品了。

楊奎松文章的結語：「一個連家鄉都不愛的人，能夠愛國，這確實值得懷疑。但是，說愛鄉就會愛國，就我們經過的歷史來看，至少也沒有那麼肯定。」

台灣人選舉，就是把愛台放在愛國（中華民國）之前，先愛台才講愛國，或只愛台不愛國；說愛台就會愛國，真是沒有那麼肯定。若把愛國放在愛台、愛港之前，那麼這種愛國也是虛情假意的愛，是有「愛國利」才愛也。（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蘇菲 - 當張超雄再被侮辱

飛常Playgroup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29日

我極少用「賤」來罵人，但當看到新聞說張超雄在旺角向警員點頭，卻遭對方不友善地回敬「做乜同我打招呼，返屋企湊女啦，你女有病呀」，實在無明火起。如此說話不叫寸，而是賤。他竟這般挑釁地叫張超雄返屋企湊女，公然羞辱有智障孩子的家庭，踩着別人的傷痛，再加點嘲笑來讓自己逞一時之快，這種人的人格如何卑劣，大家心照。

家有智障兒是一件沉重事，因為孩子終其一生都需要別人照顧。單單教他們叫「爸爸」「媽媽」已夠令人筋疲力盡，即使他們到了40、50歲也還是一位長不大的小朋友，這是父母一輩子沉痛的重擔。可以想像，智障孩子的爸媽，走過傷痛、挫折、氣餒，最後還得頂硬上。

張超雄的二女盈盈有嚴重弱智，9歲才懂走路、12歲才戒片，到22歲還未懂說話。為了二女將來有多一個親人照顧，張氏夫婦因此再生第三名孩子；每一位父母都希望子女健康長壽，張超雄卻寫了一本書，名叫《白頭人送黑頭人的福氣》。他曾在受訪時說過，對普通人而言，白頭人送黑頭人很令人悲傷，「但對我們這些家長來說，卻是個傷心但安心的命運安排」。傷痛之外，還有那不離不棄的骨肉情，那咬緊牙關的忍耐。智障兒的家庭，值得讓你尊敬，還是讓你找到他們最軟弱的弱點、然後羞辱一番？

其實，張超雄因為女兒而被公開揶揄，已不是第一次了。他早前在立法會提問社署轄下「兒童之家」的入住年齡上限是18歲，無法照顧滿18歲的弱智人士時，吳亮星竟然問張建宗：「本會（立法會）成員是否有優先安排子女使用兒童之家的安排？」公然影射張的智障女兒，令其他議員譁然。

那位差人，你以為高舉別人的傷痛就能一招K.O.人家？實際上你卻K.O.了自己，你贏不到丁點掌聲，卻換來全世界的鄙視。

蘇賡哲 - 「佔領區」文字解讀

溫哥華星島   2014年11月25日

香港「雨傘運動」持續至今，抗爭者在街道上堅持了這麼久，本來應已經疲態畢露，但參與佔領者似乎仍然保持興奮。直到日前發生衝擊立法會，撞碎玻璃門事件，導致佔領者內部分裂空前嚴重，我才看到有些人出現意興索然的情緒。本來，佔領行動如果拖到立法會把政改方案否決掉，是比較理想的退場時機，但意興索然的人數如果多了起來，就很難支持到數月後的立法會表決。

身為文字工作者，我一直比較留意佔領區張貼的宣傳文字。衝擊立法會事件發生後，泛民政客急急和衝擊者劃清界線，作出強烈譴責，甚並有向警方提供線索，令衝擊者事後被捕的說法。佔領區自然就有指責泛民政客這樣做的文宣。最有力的是指出台灣太陽花學運期間，學生衝擊進佔立法院，癱瘓了立法院運作，這些香港泛民政客是拍掌叫好，甚至渡海去台北現場打氣加油。現在同樣而不那麼嚴重的事情發生在香港，卻換成相反態度，豈非葉公好龍？

我想，這不是葉公好龍，而是泛民政客考量到，同是衝擊立法機構，台灣人的接受程度比香港高。香港有很多人覺得這樣衝擊是野蠻、不文明的表現，至於台灣人的衝擊，那是別人的立法院，他們只當看熱鬧。泛民政客瞭解多數香港人這樣想，才有雙重標準的表現。

針對所謂民意逆轉，有人貼文說：世上總有一成人支持革命，一成人支持建制，剩下八成則是如果你成功了，我便支持你，所以想爭取這八成人支持，就先要靠自己去打贏這場仗。相信這是衝擊的起因。

佔領區有貼出的文章頗富說理能力。例如解答「沒有中國對香港的照顧，哪有今天的香港」，以東江水為例，說明東江水是高價買來的，而且被迫買用不了，要排入大海的水，7年來浪費超過30億港元。香港政府常叫市民珍惜食水不要浪費，其實珍惜起來沒有用的水最後會排放入海。

基本上，中國大陸當局和不少平民都有個錯誤觀念，把一些交易當成是施惠，自居為香港人的恩公。例如演藝明星進大陸賺錢，並不是沒有付出，而是以演技換得報酬的，但卻要在表演之外，認同政府即恩公的政治立場，以至黃秋生說「你這碗飯我們吃不起」，「我們不是乞丐」。

我最欣賞的佔領區標語是「生於亂世有種責任」。這真使我感愧無以名狀。以前，我和很多同輩，應對亂世只會哀哀怨怨說一些「寧作太平犬，不作亂世人」之類毫無意義的話，有能力的就移民避開亂世；現在看到子侄輩揭示出這樣的標語，無異當頭棒喝。他們生逢亂世，不願逃避，而是要背負責任。所謂民主，就是不逃避責任，做自己的主人，這才是勇者的氣概。

其次，佔領區很多地方都看得到「莫忘初衷」四字。這也是很令我感動的口號。其實，佔領行動本身是有一種悲情的，赤手空拳的佔領者挑戰世上最龐大的專政機器，不可能不是一隊哀兵。「莫忘初衷」四字，最適宜藏在大家心底。即使雨傘運動成為過去，大家都別忘記自己曾經為了一個理想，曾和很多同道一起睡在街上的溝渠邊仰望微茫星空。這些年輕人將來有人會成為醫生、工程師，有人會開巴士，有人會是議員或高官，不論在甚麼崗位上都莫忘初衷，記得還有一個理想尚待實現。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余英時 - 共產黨要的是一種偽儒家

自由亞洲電台   2014年11月24日

我的書最近被禁，引起許多人的注意，包括美國高等教育雜誌，都已經報道這件事情，網上報道的也很多。所以我知道許多中外記者電話討論這件事情。我最早知道他們要禁我的書是國內網上通過出版社傳來的條文。這五條中間有兩條都是以我的名字開頭的：第一條就是講余英時、梁文道、許知遠、茅於軾、野夫、張千帆、陳子明、徐曉等人作品不予出版。我在中國出版了很多書，現在大概不能再出版我的書了，大概也不可能再在雜誌報刊上出現我的名字，寫的文章。中間有三條都是關於宗教，我就免去不談；第五條特別提到我，第五條是說余英時、九把刀兩位作者的書全部下架。

中共做這個決定的是一個機構，叫做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局。這個廣電局當然是屬於他們直接控制的一個官方機構。因此我又得到第二種消息，第二個消息是國內的朋友有些是從網上傳來，還有出版社的朋友，我覺得這是很可信的。

這個可信的報道表示說，他們在第一個五條之外，電話通知不見文字時說，你們大概書還可以賣，不過不要聲張。當然這書是說已經印出來的書，以後這書賣完之後不准在印了，所以我的書在各地，如北京的三聯書店門市部還在大量的賣我的書。四川有個朋友剛剛去做演講，在書店裡看看，我的書也還在賣，所以可見在共產黨裡面也有不同的聲音，有些人認為我應該嚴格的加以懲罰，所有的書一概不准出現；但是在網上又是另外一會事情，現在我所知道的是網上賣我的書很活躍。最值得注意的是價錢的提高，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中共內部也有不同的意見，不是鐵板一塊。不過基本上傾向於對我的一種懲罰，大概是黨內一致的。這個當然是共產黨並沒有把理由說出來為什麼。

外面許多揣測都是因為香港鬧事的時候我說過話，因為剛好在9月27日那一天是香港的新亞書院，我的母校請我做六十五周年的學術演講。講的是新亞書院跟人文精神，並沒有涉及到香港的佔中和抗議這一套，那個講演是電視裡直接和香港面對面談話的。

香港選特首是不是應該一般老百姓如果符合章程，也可以提名競選？不能都由中共官方指派的人才能選舉，原則上我是說這是中國的傳統，也是西方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一個傳統，就是說士大夫對社會有責任，看到不平的事，是應該站出來的，我的評論只是到這裡為止。我並沒有鼓動大家去佔中或者採取什麼行動，因為行動的事情我是一概不問的。可是，經過書的事情遠遠發生在9月底以前，這個事情恐怕7、8月已經在醞釀中，所以我不認為香港的抗議佔中和我的發言是這次提出禁書的一個個真正的動機。

從習近平最近的整個動向來看，習近平是要加緊控制，對任何 不同的意見都要加以限制，所以現在國內的學者和新聞記者朋友都告訴我，最近控制的非常嚴格，許多話都不能說了，所以我想在這個大的政策之下要禁我的書，書不准出版對我講來說也是一個榮譽；換句話說，我對共產黨對禁我的書的這件事，我不覺得沮喪，好像我受到打擊，我還覺得這對我是個無形中的鼓動，無形中把我的影響力擴大了，我本來沒有這樣的影響力。

我在國內只是學術界的有些人注意我，書賣的很多，書出版的數量也很大，但都是學術的東西。我的對於共產黨的評論，都是通過像自由亞洲電台來發表的。所以我退休後基本沒有寫政論文字，所有台灣的報紙雜誌和香港的報紙雜誌的約稿我都盡量的推辭，除非萬不得已寫短篇，很少談政治，所以我的書在中國大陸出版基本上是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的，我最後一本書是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那就是《論天人之際》，講中國思想的起源，純粹是學術的。

我的一生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要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我希望歷史文化傳統能盡量通過中國原始的文獻做客觀的研究，慢慢地從小到大。所以我發表了若干對中國整個通史、文化史、思想史有一個整套的看法和意見。對共產黨不可能有任何的妨害，尤其是現在共產黨利用文化的民族主義，到處表示要恢復中國的儒教傳統，甚至認同儒家。包括習近平最近若干次表示對仁義禮的尊敬，表示對儒家恢復繼承和發揚種種。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是真正研究儒家幾十年，我雖然不是儒家本身，儒家有許多價值我還繼續接受，繼續認同。儒家之間有許多價值跟普世價值是相通的，並不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在這種情況下把我的書禁掉，對他們講只有對自己有個憤慨，而不是對他有什麼好處。

問題是現在習近平跟其他的中共做第一把交椅的領導人有個共同之處，就是他們最要緊的是要黨不能失去權力，一黨專政必須把握住，一涉及到批評，共產黨就不要儒家了。所以共產黨要的儒家就是三從四德直系的儒家，完全聽命與中央的儒家，所以是一種偽儒家，可以說是被歪曲的儒家，而且也是在政治上一直造成災害的儒家。五四以後，甚至五四以前已經開始了，反對儒家的人基本上是從這個地方著眼。

對儒家要分開看，一個是儒家本身；另一個是被利用的政治上的儒家。所以共產黨禁我的書，事實上使得他們政權的性質表現得更清楚。他們要的不是對知識或者真理，或者對道德本身有什麼取捨，而是要維護他的一黨專政。


Vic：共產黨是一個背叛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匪幫，任何美好的事物經過它的髒手，都會被嚴重歪曲，承諾香港的民主普選便是一個好例子。

共產黨允許的教會是偽教會，共產黨推崇的儒家當然也是偽儒家；共產黨倚重的學者是偽學者，共產黨操控的政團、工會、宗親會、學生組織，通通都是掛羊頭賣狗肉。

陳惜姿 - 沒完沒了

明報   2014年11月28日

警方名為協助小巴商會在旺角執行禁制令，實為清場。本來警方有權堂堂正正執法，卻要用此法暗渡陳倉，行事鬼祟。事發時特首和政務司長都在外訪，何其巧合，耐人尋味。

有兩事令人非常憤怒。

now新聞台工程人員，在旺角街頭正做現場直播，突然被警員指襲警，被粗暴推倒地上，身體多處被打傷，還因而被捕，最後卻獲無條件釋放。

電視台工程人員手上有鋁梯是常識，攝影師要站到梯上拍攝高角度鏡頭。工程人員拿着鋁梯在衝突現場，混亂間鋁梯碰到警員，或者可能，但——警員腿部受傷？有那麼嚴重嗎？警員能像其他受襲者，掀起褲管讓人看看傷勢嗎？

「警察通例」是這樣說，許sir在記者會也是這樣說，警方和記者，要互諒互讓。若是如此，警員應明白工程人員手上的不是武器，而是工作必要之物。他們當時正做直播，又如何有餘力襲擊警察？

警方手上有武器、有法律，可以武力制服人，還可以拘捕人，權力大得不得了。正因為權力太大，所以要慎用，否則便變成失控的怪獸。旺角一役，警方殺紅了眼，反應過大，令本已士氣低落的旺角佔領區又再憤怒起來。警方在多次衝突裡，沒有學會教訓，今次又再處理失當，把人推上街。

另一件事，一名十四歲少年在旺角衝突中被捕，警方再下一城，向法庭申請照顧或保護令，欲接管男童，遭辯方斥濫權。警方此舉毫無必要，唯一是，可以給其他父母壓力，要大家好好關着子女，不要讓他們走上街頭。

政府無策略、無腰骨；警方盲動，反應過大，沒可能成功清場，反而會激發行動升級。

區家麟 - 記者是最前線的觀察者

2014年11月28日

【明報專訊】旺角清場夜，now新聞的工程人員李小龍被指用鋁梯襲警，扣留超過24小時後獲釋事件。仔細把《明報》及now新聞台的不同角度片段比較，有如下發現：

1. 工程人員一路退後，態度平靜，沒有激烈動作。

2. 該名工程人員非常盡責，片段中，他一路退後，但一直守在攝影師前，保護拍攝中的同事。電視新聞採訪，攝影師兵荒馬亂中拍攝，無論是記者或工程人員，必定護在攝影師左右，協助保持平衡，因攝影師在拍攝，難以兼顧四周環境。工程人員在混亂之際，以自己身體作緩衝，這是專業的表現，也是應有之義。

3. 工程人員手執鋁梯，是電視新聞攝影隊高位拍攝的基本裝備。片段的環境，見不到工程人員有襲警的意圖；有大約一秒左右時間，長梯與警員可能有觸碰，據工程人員李小龍所講，當時有警員試圖搶奪長梯，但他沒放手。如這樣也叫「襲警」，警察是否太脆弱，太容易受傷？

4. 繼續看片段，有一位警察明顯情緒失控，有同袍在旁安撫其情緒。

5. 其他大批警察，隨即制服now工程人員，把他壓在地上，有所動作。鋁梯（可能）觸碰一下，竟然換來如此待遇。

6. 然後，一群警員圍成半圓，阻人拍攝，片段看不清楚警員制服工程人員的過程，日後事主要追究警察濫用暴力，也許不易找到證據。一群警員制服人，同時另一群則擋住記者視線，警員之「應變」，配合得非常熟練，很有默契。

涉事工程人員已獲警方無條件釋放，但保留起訴權利。我們要問，如果他不是一間電視台的員工，只是一個普通路過的市民，他的遭遇會如何？被警察粗暴對待，有多少人會知道？他的處境有多少人會關心？

事後，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葉國謙曾謂，見到片段有警員被襲擊，後來承認「表述不準確」，願意致歉。一些評論則常指記者阻礙警方工作，警察鐵腕有理云云。

站得夠前 才能留下真實一面

如果沒有鏡頭一路追蹤，示威者被警察拉到暗角，一介草民，往往難以保護自己。記者主要職責之一，就是要走在最前線，監督、記錄；尤其是激烈衝突場面，記者的鏡頭，就是市民的眼睛，人馬雜沓間，記者站在警察與示威者之間，以最佳位置，記錄短兵相接。任何一方，若真的光明磊落，理應歡迎記者記錄事實。

這幾晚的旺角黑夜，示威者情緒高漲，部分人確實有辱罵警員，字眼難堪，但是，部分警員同樣「殺紅了眼」，傳媒拍攝片段可見，有警員揮動警棍毆打正在後退市民的頸背與腰部等脆弱位置、有市民在行人道內被強行拉出馬路，手法粗暴，超越實際環境所需，有片為證。這些鏡頭，全因為拍攝者站得夠前，才能拍攝得到，才能記錄下來，留下真實的一面。

人在做，天在看；沒有記錄者的鏡頭，恐怕警察中害群之馬會更瘋狂。

警司朱經緯揮警棍擊打市民後頸

棍打途人警司 調離佔中行動
旺角清場被質疑濫權 警：免情况惡化
2014年11月28日



【明報專訊】警方前晚在旺角清場期間被指涉濫用警權，其中警隊沙田分區指揮官朱經緯前晚執勤期間，被拍攝到揮動木製警棍多次擊向正離開彌敦道的市民，警隊昨將朱經緯調離佔中的Solarpeak（又稱「光明頂」）行動，但未有停職。前立法會議員、大律師吳靄儀對警方清場手法感到憤怒，認為警方不可無理隨便用警棍打市民；人權監察副主席、律師莊耀洸批評警方行動濫權，形容前晚警方行動形同戒嚴，卻不按程序宣布戒嚴。

被問及朱經緯揮動警棍事件，警方發言人回應，對於有一名警員在旺角執行職務時涉嫌不恰當使用武力，警方已主動跟進，有關人員將會停止參與相關行動。據了解，朱經緯被調離不用參與「光明頂」行動，與其原職沙田分區指揮官工作無關，亦不是被停職。朱曾任機動部隊訓練組警司，至少五度駐守機動部隊，曾參與處理越南船民暴動。

根據本報記者、DBC數碼電台及《蘋果日報》前晚拍攝到多個片段，一批市民在彌敦道上海商業銀行外向亞皆老街方向離開期間，被一批穿著警察背心的便衣警員，用伸縮警棍打和驅趕，及後在現場的警司朱經緯揮動木警棍擊向多名市民；當中一名以身體遮擋其女性友人的男子，兩度被兩批警員以警棍擊中手臂和肩部，其後大叫「我路過㗎咋」。另外，根據本報記者觀察，警方前晚在西洋菜南街、山東街一帶驅趕市民時亦不時揮動警棍，將市民趕離現場。

禁市民停留 搜查隨身物品

另外，警方前晚清場期間另涉多項疑濫權情况，包括禁止市民在行人路停留、搜查市民隨身物品等。警方發言人表示，前晚示威者不聽從警方指示，為免情况惡化，警方在別無選擇下施放胡椒噴劑及使用警棍，驅趕及拘捕有關人士，並重申旺角仍是高風險地區，呼籲市民避免前往。

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昨發聯合聲明，譴責部分警方人員濫打濫捕、殃及無辜市民。公民黨陳家洛說，已去信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要求在下周三大會上，就警方自11月25日以來處理旺角集會手法作休會辯論。

人權監察指行動如戒嚴 質疑無交代理據

大律師吳靄儀對警方清場手法感憤怒，認為警方不可隨便使用武力，「無理由在行人路上，用警棍打行經或正離開的市民」，此舉難令市民信任警員。

人權監察副主席、律師莊耀洸批評警方行動濫權。他指出，警方使用警棍打和驅散市民、禁止市民停留在行人路等做法形同戒嚴，卻不按程序宣布戒嚴或將指定地點劃作禁區，也沒向市民清晰交代驅散市民的理據、原因、範圍，結果令不少無辜市民在旺角清場行動中被波及。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表示，警方需因應各地區要求及治安因素，作出合適的武力，維護秩序及治安，過去兩日在旺角使用的警方屬合適做法。

明報記者

區樂民 - 憂鬱的女孩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27日

萍萍九歲，由父母陪同覆診。她患輕微濕疹，此病雖癢，但臉上的破損，是不成比例的多。

「你不用上班，我早叫你看緊一點，別讓她抓破皮膚！」萍萍的爸爸責備媽媽。

「一天二十四小時，怎可能每分每秒都監視？」媽媽反駁。

萍萍是個憂鬱的女孩，甚少說話，每次我向她提問，她總顯得慌張，好像害怕答錯。於是很多時候，由媽媽代答。

「皮膚很癢嗎？」我問。萍萍不敢回答，只看着媽媽。

重複抓傷自己，可能是精神壓力所致。我先請她的父母暫時離開診症室，讓我和萍萍單獨談談。

「萍萍，我會錄音，待會也讓你的父母聽聽我們說了甚麼。」我開啟了她的媽媽的手機錄音軟件。

父母不在視線範圍，萍萍輕鬆了些。小孩子生活壓力，主要有三方面，學業成績、同學相處和家庭狀況。我們由學校生活說起，她念書的成績中上，沒有被同學欺負。接着，我花了好些時間，引導她描述自己的家庭。看看手錶，幸好萍萍是這天最後的一個病人。

助護請萍萍的父母進來，我總結問題，並播出最後的一段對話。

「萍萍，你覺得自己是個快樂的孩子嗎？」

「不快樂。」

「上次你覺得很快樂，是甚麼時候？」

「兩個月前的第三個星期天。」

「那天發生了甚麼事情？」

「那一整天，爸爸媽媽沒有吵架。」

蘇賡哲 - 護照含金量漫談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11月26日

各國護照的含金量，即是免簽證入境的國家和地區數目，含金量愈高，國民在國際社會的受歡迎度愈高。但這不能一概而論，像天朝上國國威遠播，護照含金量的全球排名卻是倒數第三，僅高於北韓和巴基斯坦，這就不能以常理度之。中國名作家韓寒說過：「世界上有兩種邏輯，一種是邏輯，另一種是中國邏輯。」我用修習了數十年的中國邏輯對這不合理現象加以思考，立即豁然開朗，明白免簽證的國際慣例有其相對性，世上各國不給天朝免簽證，一定是天朝首先拒絕給他們免簽證之故。天朝的國恩聖澤，不是隨便甚麼人都可以分沾的，連香港的中學生都被拒入境，何況必須嚴夷夏之防的外國人。

至於香港特區護照，在全球排名是前十五名。曾任董建華特別顧問的葉國華說：「拿着這個護照外遊的香港人，都能夠體會到國家的強大，會使我們本身得益。」霎時間，我誤以為是英國強大，才令承其殖民遺澤的特區護照有這麼高的含金量，後來驚覺我這是中了英殖的毒未清的奴才心態。可是，強大的祖國能嘉惠特區護照，何以自己的護照又瞠乎其後，這又要用中國邏輯才能自我開解了。

朝廷常說，小日本是美國的看門狗。這條看門狗不給天朝免簽證不難理解，但天朝卻不顧對等慣例，給日本人免簽，這項優惠連美國都享受不到。領導人的廟算真深不可測，連中國邏輯也解答不了。

陳文敏 - 國民和歷史教育

2014年11月26日

【明報專訊】近年身邊的確多了朋友考慮移民，但原因並不是羅范椒芬所說的懼怕年輕人，而是對現政府管治的不滿和對香港前景的失望。中央將大量年輕人參與佔中行動定性為青少年工作不足，需要加強國民教育和青少年工作。當權者不去思考管治，卻將問題歸咎於通識教育並建議取締，大家對這個荒謬的社會還可以存有甚麼幻想？

對從事教育的人而言，我們均希望培育出有獨立思考、能客觀分析和對社會有承擔的下一代。在佔中一役中，大家對同學的堅持可能有不同看法，但不能不承認一點，同學的表現、他們的思考與演辯能力，組織與應變能力均令各方讚歎，香港的教育制度能夠培養出這一批年輕人，其實是值得我們慶幸的。

我並不反對國民教育，問題是怎樣的國民教育。國民教育須建基於對國家歷史的認識，前一陣子曾走遍大小書局，想找一本介紹中國歷史的入門書籍，但坊間的書本，不是太過專門便是文筆相當枯燥乏味，就是流於人民無產階級鬥爭論的單一分析。最後找到幾本較像樣的書籍，但都在1949年前便結束，1949年後的歷史是一片空白，偶爾一兩本關於文革的著作，但大多缺乏客觀，更諷刺的是西方反倒對近六十年的中國有大量的研究和著作。一個國家不能嚴肅對待自己的歷史時，國民教育又從何談起？

曾看過一齣介紹美國獨立戰爭的短片，當中以四個平民作主角，一名年輕人放棄家族生意為理想參加獨立戰爭，一個來自英國的中產家庭擔心獨立後的生活比前更差，他們支持英國鎮壓這場獨立運動，其餘兩人的立場並不鮮明，有擔心家人安危，有擔心事業發展，短片展現了在那大時代中不同人的不同抉擇，亦同時展現不同的觀點與取態，短片結束時向觀眾提問，假如你生於那個年代你又會如何抉擇？這是上佳的國民教育材料，呈現客觀事實和不同論據，讓觀眾自行分析與體會，沒有「大國崛起」那種歌功頌德的宣傳，但這會是中央所想像的國民教育嗎？

李怡 - 後佔領時代的香港年輕人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26日

執達吏在警方協助下昨天在旺角清場，過程並不順利。估計下一波會輪到銅鑼灣金鐘。佔中三子擬於12月5日自首，同時退出佔領行動。但學聯認為若運動未有方向就貿然自首，以此作為退場理由「講唔過去」。學聯常委張秀賢表示會與佔領者交流意見，商討運動如何繼續下去。也就是說，年輕人不認為退場就是運動結束。而三子退出後，運動就肯定由年輕人主場。

怎麼評估後佔領時代的年輕人呢？中共在「佔領運動」後期已透過多個渠道表明，特區政府須重點做好「青年工作」。特府遵從北京指令，據報道將視青年政策為來年施政重點，會由林鄭月娥統籌，聯同各政策局商擬對策，如房屋、就業、培訓教育等方面。前幾天，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說近來移民的人多了，不是因為怕共產黨，而是「怕了現在的年輕人」。她這個說法儘管許多人都覺得滑稽，但大概反映了官意，中共港共害怕與雙學的年輕人面對面溝通，連他們上京都要阻攔，不是事實麼？

中共所謂做青年工作，不外兩手，一是誘之以實利，比如說要創造給青年向上流動的機會，讓他們較易置業，又或者搞點舞會、男女交誼等活動讓青年發洩精力，梁振英周六參加研討會，建議開放中環海濱的摩天輪一段時間，讓市民免費乘坐，讓青年人可以Relax& Enjoy。掌權者以己之心度年輕人之腹，認為利益取向就能解決問題，年輕人有利益就不會抗爭了。另一手是洗腦「教育」，比如把年輕人的抗爭歸咎於中學的通識科，先前有取消通識作為必修科之議，最近教育局就高中課程展開諮詢，建議刪除通識科探討香港青少年參與社區事務的部份。似把學生參加社運歸咎於通識科教育。當然，當局認為更根本的是要加強「愛國主義教育」。2007年胡錦濤來香港就提出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使香港同胞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薪火相傳」，接着特區政府在連年施政報告都講國民教育，又資助中小學生參加北上洗腦交流團。而結果，卻釀出一個反國教大風暴。

實利和意識形態洗腦看似是兩回事，但其實的一體兩面。因為現在講愛國，憑藉的已不是救國建國的理想，而是因愛國而獲利也。

這兩手可以解決社會問題乎？且看大陸。經濟起飛了，GDP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也改善了些，而愛國教育更強力推行了六十多年，教成怎樣的國民呢？據報道，這一代中國人已形成一個互害生態鏈：農民用過量農藥種菜，自己不吃，賣給別人；添加激素養殖，自己不吃，賣給人；餐館用地溝油，餐館老闆員工不吃，吃自家飯；製衣業者在衣服中加了甲醛、致癌染料，自己不穿……造橋、建屋、醫療都如此，整個社會就這樣形成了互害生態鏈。幾年前，大陸有一個電視節目，訪問六歲孩子長大想做甚麼，其中一個孩子回答：我想做貪官，可以有很多禮物。孩子說了實話，既得利益的大人就口說愛國，實際行動則把財產家屬移往外國啦。

中大畢業禮學生撐黃傘，校長沈祖堯表示尊重學生表達自由，勉勵學生重建香港未來；樹仁頒榮譽學位給包致金，他表示自己百分百支持民主，參與佔領行動的學生是社會的未來。彭定康說為香港佔領的孩子感驕傲，誣衊他們獲外國勢力支持是對他們的侮辱。其實，中共港共以實利和愛國利去誘惑學生，也是對他們高尚情操的侮辱。

現在香港年輕人關切的問題是甚麼？有一本公教報出版、講舊日社會的《香港故事》，作者楊志強在最後一篇引述波士頓美術館一幅高更的畫作，畫題叫：「我們從哪裏來？我們是甚麼？我們往何處去？」有人說，這問句概括了所有人活在世上的一切疑惑。作者說：「香港往何處去？沒有人能回答。但，我猜，若你對前兩個問號心中有數，面對最後那個誰都不會有答案的問號時，心裏便踏實得多。」

我們從哪裏來？香港大多數居民來自中國大陸，但年輕一代的大陸聯繫已疏離了，回歸後中共對香港政治干預，大陸經濟起飛後對香港的經濟侵凌，開放自由行後，大陸人在香港造成的空間壓力和文化衝擊，民調顯示香港人對「我們是甚麼」有了與上一代完全不同的觀念。不錯，我們是香港人，「我們往何處去？」不用說就是對命運自主義無反顧的追求了。

特區政府所設想的青年工作，不僅不是青年人所想的所要的，而且是對立的觀念。只有對年輕人真正的愛港鬆綁，才能爭取到他們認同的未來。
（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區家麟 - 如何失去一代人

2014年11月26日

【明報專訊】有些印象，近年愈發鮮明：網上有關中國的評論文章，like數少，點擊率愈來愈低，維權人士的遭遇，年輕一代開始不太關心；大學課堂上，談中國採訪，相對數年前，同學們不只不感興趣，作為老師，感覺到一種對牛彈琴的冷漠；有個別同學關心祖國，算是「大中華膠」，卻於友儕中感到格格不入，知心者少；大學裏的講座，有關國家時政的，多是內地生出席，關心的本地同學比例出奇地低，發問也不積極。

種種印象，最近得到印證，不同學術機構做的民意調查都顯示，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身分認同感愈來愈傾向以「香港人」為先，而非「中國人」為先。

為何如此？由「人心未回歸」到「人心不回歸」，大趨勢的確立，應是大政策大環境的影響。自由行內地旅客近年大增，文化差異每天體驗，老一輩香港人或能較包容明白，但對「國情」認識較淺的年輕一代，自然衝擊最大；強國崛起，以恩主姿態指點江山的氣焰，再目睹內地的龐大財富與積極進取的姿態，加深了香港人被邊緣化的危機感；面對急變的競爭環境，初出茅廬的年輕人，猶豫迷茫，自然感受更深。

掌權者連環出招 加速失去一代人

此乃大背景，掌權者要丟失一代人，還有以下方法甚奏效：

撥龐大資源，資助學生參加祖國交流團，體驗內地互聯網的完善管理，讓每一位學生親身經歷被拒上facebook與高登的驚愕；一過羅湖橋，就明白翻牆軟件與自由之可貴；原來，在祖國懷抱中，上網，不是理所當然的。

縱容日日夜夜重播的電視台繼續享有寶貴的大氣電波，借勢讓一台獨大、不思進取，把有心有創意的競爭者拒諸門外。香港電視啟播以來，可見年輕一代渴求「煲劇」之激情，網絡不暢廣告又多，竟然願意忍受兼毫無怨言。特區政府有識之士，最近忽然醒覺，要做「青年工作」，想多搞活動「麻醉」青年人的活力；他們忘了，電視劇正是麻醉人心的王牌，他們親手丟棄這張好牌，拒絕引入真正競爭，更把新一代推向對立面、推向充滿「負面中國新聞」的互聯網。

繼續縱容一位信譽低落，不得民心的特首，讓他不停呼籲年輕人北望神州，開闊眼界，找尋機會。對年輕一代而言，由他來「勸勉」，每講一次，就等同趕客一次，只會適得其反。無公信力的人說話，只有策反之效。

雨傘運動以來，掌權者更連環出招，加速失去一代人。國家隨便拒絕人民回國，香港人見怪不怪，習以為常；但注銷受愛戴學生領袖的回鄉證，對年輕一代，是切身新體驗；祖國再示範株連之法，大批黑名單裏的學生，北上買書也不准，爭取公平選舉被視作威脅國家安全。再看看田北俊只說了句「請梁振英考慮是否辭職」，即被開除政協職位；藝人歌手們，說了些平凡不過的人話，也遭內地部門封殺，活脫脫地示範，在這國度，忠於自己的下場。

高官賢達，卻只懂埋怨通識科教得不好，無視掌權者左摑一巴掌叫你愛國，右摑一巴掌又叫你愛國的荒唐與虛偽。網絡新一代，掌握資訊快而多；網絡文化，則人人平等，沒有權威。你以為腰纏萬貫，能鎮伏四方，這一套，失去香港一代人。

潘小濤 - 準備整治知識分子？

2014年11月25日

【明報專訊】《遼寧日報》派出「臥底」記者，半個月內潛入5個城市20多所高校「聽課」，11月13日發表〈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的公開信，指摘大學教授講師在課堂上抹黑中國，即文中的「呲必中國」（應是「眦」）。

這是首次有中共喉舌針對院校教師的授課內容「說三道四」。在正常國家，地方報章揭露全國性問題並就此發表評論，是正常不過的份內事，在中國卻是另一回事。

胡錦濤時代，傳媒機構的市場化速度加快，且分成「黨報」和市場化的「都市報」。相對「黨報」，自負盈虧的「都市報」言論空間較大，他們為爭奪市場而大膽敢言，不僅揭露地方問題，還跨省跨區的報道，中央三令五申也是禁而不止。

習近平上台後，宣傳紀律進一步收緊，且嚴格執行禁止異地或跨省監督，作為級別不低的黨報，《遼寧日報》（中共遼寧省委機關報）的言論代表遼寧省委，發表面向全國高校教師的「公開信」，事後又沒被「懲處」，若非得到最高領導層的默許是絕不可能做到的。中共高層所圖何事？

去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內部印發《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况的通報》，列明「七個不要講」內容：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遼寧日報》的公開信正是「七不講」的伸延，甚至可能是掀起全國性整治知識分子運動的前奏，畢竟文革也是由上海市委直接領導的《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而揭開序幕的。過去一年多，傳媒、互聯網、影視界的整治行動一浪接一浪，一向敢言的南方報系多次遭整肅，擁數百萬甚至逾千萬粉絲的「網絡大Ｖ」被拘，多名明星因涉嫖涉毒被捕、維權律師被控……所有公開及私下的言論平台都被封殺，校園又怎可能例外呢？

陳惜姿 - 記者證的重量

明報   2014年11月25日

記者雖不像醫生律師，有專業資格，但記者工作也要依從專業守則，香港記者協會網站裡已列明，例如報道要公平、準確，讓被批評者有回應的權利等。一些主流傳媒基於各種原因，做不到，那是個別機構或人士的問題，不代表這些原則不重要。

編輯室的重重架構，要把這些原則承傳下去，並提醒記者恪守，保證報道合乎要求。記者、採訪主任、副總編輯、總編輯各有職能，各有責任。總編輯權力最大，責任也最大。若有報道失實，以致鬧出官司，他要承擔最終後果。

網媒不像主流傳媒，沒有這種編制。若無人專職在編輯室把關，要做出合乎規格的報道，有其難度。負責人和記者同為義工，沒有職級之分，也會鬧出「誰比誰高」的問題。前陣子有網媒因一篇報道出錯，負責人抽起報道後向讀者致歉，卻引來撰文的記者不滿。

談到網媒的採訪權。政府部門不承認網媒發出的記者證，以致記者無法進入某些採訪場合。網媒記者一直爭取，也曾經向香港記者協會申請記者證。記協有權發證，那個證是政府承認的。獲得此證者，更可以此申請國際記者證，所以記協記者證甚具分量，記協一定要把關。

目前記協的做法，是申請者若能證明其入息過半來自採訪工作，便可申請記協的記者證。自由工作者為不同傳媒供稿，雖不屬某公司僱員，但做的是記者工作，可以獲證。若純粹做義工，卻不在此列。

這畢竟是一個務實的做法。當人人都可以做公民記者，記協總不能來者不拒。記者證於記者，除了是個身分，一種保護，還是一種責任。

丘亦生 - 一噸現金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24日

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在北京豪宅的地下室，被發現收藏了重逾一噸的現金，這些「噸噸聲」的案例，近期屢見不鮮，叫人清楚明白，人民銀行把人民幣的最大面額限制在100元，是如何的苦心孤詣。同樣的苦心，我亦見於上周五的減息決定。

近日看到內地財經雜誌《新世紀》一篇專欄，提出一個頗有趣的觀點，指內地的貨幣供應M0（只計紙幣及硬幣）多年來急速擴充，甚至超越經濟增長，照計隨着中國的金融體系趨完善，更多的交易會轉移到信用卡或支票等支付方式進行，M0增長理應落後於覆蓋面更廣的M1（包括支票戶口），更不應長期跑贏經濟。

專欄大膽臆測，指其中一個可能性，便是因為有太多紙幣被用作賄款，被貪官收收埋埋，日積月累，其數量可能佔M0供應量5.9萬億元人民幣的一個不低比例，故此多印無妨，橫豎不會刺激通脹。

酒店寧降呢救生意

姑勿論這種「非流通紙幣」如何影響經濟，但中國政府近年大力反貪腐，卻確實傷到經濟元氣。上周五人民銀行公佈兩年來首度減息，除因為要拉低融資成本，也希望藉此催谷年來疲軟的消費與投資，而這又與反腐運動的雷厲風行脫不了關係。

反腐的後遺症，幾近無遠弗屆，除了廣為人知的高級餐飲業、奢侈品、豪宅外，連避孕套銷情也大受打擊，有五星級酒店甘願棄星降班來救生意，航空業受累公幹大減，甚至EMBA課程也因為禁止高幹與國企老總報讀而受衝擊。

年初時，美銀美林便曾經估計，反腐會令今年中國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接近1%的GDP，這不但反映在消費上，也影響投資意欲，一來政府官員不願啟動新項目，以免招人撈油水的話柄，令固定資產投資積弱，塘邊鶴的外資也膽顫心驚，擔心行差踏錯動輒中伏，所以連外資直接投資（FDI）也遭殃。如今看來，事態確實依劇本上映，而且因為外圍經濟同樣欠動力，更加凸顯反腐的經濟成本。

香港自不會感受不到，廣東道的銷情，商舖租金的冷卻，當然，港府只會一味說佔中大鑊，而不會跟你講反腐隨時有過之而無不及。看看澳門的數據，肯定慘烈過搞多幾次佔中。

我當然不認為，反腐既會帶來沉重的經濟代價，所以不應該搞。雖然過去總有經濟學者說，貪污其實是不成熟經濟體的潤滑劑，尤其是法規不完善時，有後門走總比沒有好，起碼可以打破僵局提升效率，而只要賄賂渠道存在競爭，不是某個部門說了算，資源縱有浪費亦不會太大，一來一回甚至可能是最優選擇。中國過去30年貪腐程度驚人，但經濟增長卻遠勝清廉得多的經濟。

短痛換來長遠成果

正如有人會認為，以抗爭方式爭取民主，未見其利先見其害，短痛顯而易見，但好處不知何日體現，反腐其實亦如是，用一盤經濟賬來算，絕非一目了然。不過，反腐與抗爭，圖的絕非單單經濟效率或GDP小數位後的數字，更是要建設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讓它由一個剝削性的社會，一個需要一噸噸現金來潤滑的社會，過渡到一個更包容，更能讓人人得享成果的社會。由這個角度看，那點短痛，確實不算甚麼。

馬嶽 - 從危機到更深的危機

2014年11月24日

【明報專訊】香港現正面對近年少見的政治危機。市民佔領主要通道50多天，縱使在「國際標準」而言也是重大事件。然而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卻「我自巍然不動」， 沒有任何改變立場的迹象。

一直以來，政治學的分析都認為政治危機是出現政治變革的重要契機。這包括經濟危機或者各類的政治危機，令大量群眾上街並且拒絕離開，對政府提出各種改革訴求，迫使政府作出回應。艾蒙特等在1970年代的重要著作《危機、選擇與轉變》Gabriel Almond, Scott Flanagan, and Robert Mundt eds., Crisis, Choice and Change: Historical Studi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3），雖然不算是最廣為人引述的比較政治學著作，但卻為政治危機的分析奠下非常重要的理論框架。艾蒙特等的假設，是社會矛盾和各類環境轉變會為政權帶來「危機」，例如大規模的群眾動員或不以常規的手段抗爭等，而危機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解決（例如簡單的讓某人下台或推行某項政策），政府必須在短時間內回應。

政府面對的選擇通常有幾項：它可以選擇鎮壓，它也可以選擇回應訴求而作出政策改變或者制度改革。改革的契機通常來自政治精英對如何應對危機出現分歧（例如有人支持鎮壓而有人支持改革），而危機帶來的資源分配變化和民意變化，可能令支持改革的精英派別取得上風，奪得權力而推動改革以紓緩危機。如果群眾滿意結果，危機可以暫緩；但如果對策根本無助解決根本矛盾，危機可能持續甚至捲大。

政府不為所動

50多天來，政府對佔領運動的反應只是全然的「不為所動」（intransigence） ：它既不真正的鎮壓運動，在政改立場上也寸步不讓，精英管治聯盟沒有任何成員轉換，換言之不會有人下台以平息民怨，最近連虛與委蛇的對話和溝通也不做了，彷彿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一樣。
香港佔領運動的弔詭是：似乎政權並不覺得運動真正的可以威脅政權（所謂威脅國家安全不外乎是說辭吧），於是不需要像六四那樣武力鎮壓，因為不值得付出這麼大的政治和經濟代價。也正因為壓力不夠大，政權沒有覺得這是真正的政治危機，沒有帶來足夠的政治變化以帶來改變，可以選擇來個不理不睬。

世界歷史上不少政治危機的經驗是，如果面對大規模群眾動員，政權仍然不為所動，最自然的後果是抗爭者會將行動升級，直至政權不能不回應為止（要選擇殺人或者改革）。這背後的邏輯很簡單：既然現行的運動模式、規模或手段不能有效迫使政府回應，只能用更厲害的手段了。這和世界各地的政治運動的邏輯是一致的：如果溫和的手段不能奏效，那麼總有人覺得要用更激烈的手段，這當然也是近年香港的抗爭運動愈來愈激烈的原因之一。

但香港的實際情况是：運動沒有打算升級，例如用更激烈的手段或擴大佔領區等（偶發的個別的衝擊不算）。除了佔領開始的大約10天有比較多有關「升級」的討論外，大致沒有很大的動力把行動往更大對抗性或街頭動員的方向「升級」。這一來是害怕升級會帶來暴力鎮壓，以及不相信走非和平路線可以迫使中央讓步；二來也是不少參與者可能從來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要癱瘓香港，以增加對抗的代價（stake）來迫使政府作出回應。原來「佔領中環」運動的想像，一直都是佔領完後被捕了運動便完結，而且一直在強調不是要全面癱瘓中環。很多現時激於義憤為了保護學生出來佔領的人，往往也沒有想過真正要全面癱瘓市面來迫使政府對話或讓步。經過50多天後，無論是群眾情緒或者社會輿論，勢頭已經減弱，更是難以升級。

運動自我設限

從這個角度看，這從來不是什麼「顏色革命」，運動參與者根本沒有完整的戰略計劃，來部署奪權或者逼迫變天，反而這是一個不斷自我設限（self-limiting）的運動。學聯各種對話或試探，也都小心翼翼盡量避免觸怒有關方面（例如要APEC 完了才嘗試上京）。老實說，以「國際標準」來說，真的是「務實」到不行了。

在這情况下，自從「對話」結束後，雙方出現了一種奇特的平衡（equilibrium）：這邊不升級、那邊不鎮壓，雙方沒有拉近距離。時光流逝，陷入僵局（Stalemate）。政府繼續等運動的熱情消散和民意逆轉，而佔領者找不到有效的新運動形式以加大壓力，也找不到可以退場的理由和方法。

最近傳出消息說政府已經沒有很大動力清場，想來也不是沒有可能。從政府的角度，時間消逝加深了部分市民「佔領運動不會爭取到目標」的印象，而政府什麼都不做（或者靠法院做醜人），便沒有機會犯錯。如果有人衝擊，輿論馬上會轉向更支持政府。曠日持久政治上可能對政府更有利，因為相當多市民忘記了政府有責任解決危機，僵持的重要原因是政府拒絕回應佔領者訴求，政府什麼都不做（不清場又不對話）其實是失職。其間一切發生的破壞或者對民生的影響，都可以把帳算到反對派的頭上。這項劍指明年區議會和後年立法會的選舉工程，和某台的電視劇一樣，已經開始上演。

隨着時日流逝，可能運動真的不能針對其「初衷」，在爭取真普選上有任何實質的成果。當權者可能沾沾自喜以為自己成功把危機消弭於無形，成功擊退了一場運動，還可能藉此邀功。但其實問題的本質和社會矛盾沒有解決。重複的intransigence只會令危機進一步深化，政府和民間距離愈來愈遠。接踵而來的，只會是更大的危機。

隨着時日流逝，政府改革的時機也已流走，失去了和群眾對話修好的機會。當人民用史無前例的手段抗爭，而政府仍然「不為所動」時，你猜下一階段會怎樣？正常情况下，會有人選擇用更出格更難控制的手段抗爭，因為市民覺得政府根本不會理會傳統的方法，甚至不會聽反對者的民意。接踵而來的，只會是更大的危機。

◆延伸閱讀
Crisis, Choice and Change: Historical Studi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作者Gabriel Almond, Scott Flanagan, and Robert Mundt

劉況 - 何用浮名絆此身——再讀哈維爾的一生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1月23日

【明報專訊】「我在此建議第一件事，就是做傻瓜的勇氣，傻瓜一詞在此取其最奇妙的意思。讓我們嘗試做傻瓜，嚴正地要求改變所謂一向如此的事情。」（頁268）

這是在1986年，哈維爾獲荷蘭頒贈伊拉斯謨獎（Erasmus Prize）時所說的話，十足他的風格，充滿荒誕、弔詭和反叛的意味。這個傻瓜終其一生，相信政治事務必須彰顯人類的道德價值。在1997年第二次當選捷克總統時如此宣稱：「在規則系統背後的法治和道德秩序，是使規則得以運作的關鍵。」（頁476）正是這分信念，令他成為異議者，走上反極權的道路。

就在11月17日捷克天鵝絨革命25周年前夕，哈維爾執政時的發言人和秘書贊托夫斯基（Michael Zantovsky）出版了一部傳記，名為《哈維爾的一生》（Havel: A Life）。哈維爾的傳記已經有好幾本，但這本是目前唯一一部在哈維爾逝世後才出版的傳記，包括他2003年卸任總統後的生活，又參考了哈維爾圖書館大量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捷克文資料，可說是最全面地記錄他一生的作品。

斯拉維亞咖啡廳

哈維爾並不是自幼就立志成為政治家，他熱愛戲劇和文學，喜歡搖滾樂。一如其他文藝青年，在死氣沉沉的捷克共產黨統治下，追求自由奔放的生活。坐落在布拉格市中心的斯拉維亞（Slavia）咖啡廳，就是哈維爾和其他作家經常聚會的地方。他未夠三十歲就成為了受歡迎的劇作家，劇作呼應貝克特（Beckett）和尤內斯庫（Ionesco）的荒誕劇，探問人生存在的意義來源，但更着重揭露官僚體制干擾日常生活，令人活得不自由，阻礙人與人之間真誠的溝通。人變成了異化的機器，卻又無力擺脫架牀疊屋的官僚體制。在斯拉維亞的自由氛圍裏，他邂逅了奧爾加（Olga）。1964年兩人瞞着家人結婚，哈維爾形容這個舉動體現了他「從來沒有過的基本的人類尊嚴和自信」（頁55）。

赫爾曼尼塞監獄

作者在傳記裏，適當地平衡哈維爾的情愛關係和政治行動兩方面，沒有過分渲染哈維爾對奧爾加的不忠，也沒單純地將他塑造成反極權的英雄。作者重新考查了哈維爾生平的許多事件，例如在1977年發起七七憲章後長期被監視和問話，三年後警察上門找不到哈維爾，最終卻在其情人安娜的家中將其拘捕下獄（頁212）。再者，在赫爾曼尼塞監獄（Hermanice）裏，哈維爾原獲美國協助流亡，可是卻寧願繼續留在捷克，不是想以英雄主義炫耀人前，而是他真誠地想留在捷克，而奧爾加則單純地覺得留在捷克也許沒異邦生活那樣艱難（頁217）。在他們倆只能靠通信聯絡的日子裏，令他們明白到他們互相依賴，但同時已經各走各路。在1996年奧爾加病逝後，哈維爾說：「她將永遠留在我的靈魂裏，不可取代也不可或缺的位置。」（頁464）

了無意義的監控

作者詳盡地敍述哈維爾在捷克當代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天鵝絨革命中的位置。事實上，天鵝絨革命並不是由哈維爾、七七憲章的聯署人或者任何一個異議者所策劃，更不是所謂外國勢力所促成。我們可以從一件有趣的小事，看到一個新時代來臨。在1988年的一天，哈維爾幾乎被軟禁在住所，他正出門買啤酒招待從斯洛伐克來的親友，卻被門外的警察截停。他們不讓他出外，卻出乎意料地說：「我知道有人來探訪你，是家事而非政治……何不讓我為你買回來？」（頁275）歷史並不由英雄所領導，而是許許多多的人們有意無意間合作和鬥爭的結果。

輕柔而堅韌的天鵝絨

作者把天鵝絨革命追溯至1988年8月21日，過萬人在布拉格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廣場遊行，抗議布拉格之春二十周年，爭取自由和擺脫蘇聯控制。同時10月28日捷克獨立70周年，過萬人遊行。直至1989年11月，國內不少爭取自由和釋放被捕異見人士的聯署和遊行被強力鎮壓，同時國際局勢急劇轉變，蘇聯開始放鬆干預。11月17日是納粹德國鎮壓學生運動的五十周年，布拉格大學生組織舉行遊行，近兩萬人參與，卻遭警察暴力鎮壓。哈維爾和不同背景的人士，緊急組成公民論壇（Civic Forum），聯合要求政府保障公民權利，並策動由學生倡議的全國罷工，其後數十萬人的示威，迫使捷克共產黨下台。作者引述別人稱哈維爾的角色，像「碳」一樣燃點起眾人的能量，令公民運動能夠迅速狀大（頁299）。

反抗為了務實的改變

從七七憲章運動走過來的異議者，各有不同背景和立場，有共產黨員、改革派、革命派、作家、哲學家、音樂家等，作者認為哈維爾的特點是「採取實際所需的方法來達至可能（的改變）」（頁316）。對他來說，長期被監控的生涯，目睹好友被折磨、流亡甚至處死，令他不把理想化和務實兩者對立起來。恰恰相反，他認為共產黨的管治已經不能再維持，當務之急是要令國家轉型成為一個保障公民權利的國家，令人們可以超越異化的官僚體制，異議者前仆後繼的反抗都是為了務實的改變。他在1989年擔任後共時代的首位總統，在1990年的首份新年演說中強調：「我們習慣了極權的系統，視之為不可動搖的現實，因而協助其維持下去。換言之，我們所有人——雖然在不同程度上——都要為極權機器的運作而負責。我們當中沒有人是單純的受害者。」（頁332）終止無意義的監控和鎮壓異見，就是最務實的改變。

和平的民主轉型

哈維爾最為人稱道的成就，是令捷克和平地進入民主體制，不致陷入暴動和內戰。然而，批評者一直指控哈維爾和共產黨成員和蘇聯秘密會談，甚至枱底交易，換取共產黨繼續保有一定權力，而自己則可登上總統之位。作者嘗試反駁這些指控，例如哈維爾協調的公民論壇根本組織鬆散，無法統合對未來政府組成的意見，而他跟原籍斯洛俄克的首相和共產黨員卡爾法物（Marian Calfa）的會面，達成的是「理解」多於「協議」，令後共產時代的捷克斯洛俄克組成聯邦可以得到民意支持。作者強調，天鵝絨革命是「非暴力的，革命的天鵝絨特質表明是絕對自發的」（頁310）。人民並不是首先讀了哈維爾的文章，響應號召出來，支持哈維爾成為總統。這樣的看法呼應近年出版的研究著作《多種的異議世界》（Worlds of Dissent），歷史學者布爾頓（Johnathan Bolton）在該書力圖呈現60-70年代捷克異議者的多種聲音，例如學生運動代表烏爾（Petr Uhl）和作家華古歷克（Ludvik Vaculik）的觀點和角色，從而主張絕非哈維爾或柏托什卡的個人思想和魅力足以領導反極權運動。

為金權政治懺悔

作者非常忠實地帶出民主轉型的困難和對哈維爾的批評。作者不諱言哈維爾和副手克勞斯（Vaclav Klaus）之間的政見分歧，對金權政治抬頭有不同評價。所謂金權政治並不是指資本家賄選這種黑金政治，而是指捷克轉向市場經濟後，大量國家產業私有化造成唯利是圖的大資本家出現，取代共產黨的僵化意識形態，進而影響傳媒和社會大眾的價值觀。哈維爾甚至憂慮天鵝絨革命的基石，公民捍衛自由權利的價值將會丟失，只剩下極端的利己主義。經濟改革並不是哈維爾的專長，而是經濟學家克勞斯主理的事務。他不滿哈維爾的所謂左傾社會工程和人道主義，主張現實主義，促進個人經濟自由（頁456）。在此我們可見哈維爾的難題，正如其他後共產政權，面對經濟市場化的惡果束手無策。然而，較之於東方的社會主義大國，哈維爾始終堅持國家應對公民負責。當哈維爾在1998年再度競選總統，有些人批評他戀棧權力，作者則這樣評價：「我們知道我們不是在選神人物（demi-god），也不是在選哲王（philosopher king）。我們在選我們當中，正如我們一樣會犯錯的人，然而這個人以巨大的代價犧牲了他大部分人生，包括他最近（執政）的八年，為公民和國家服務……」（頁476）。

編輯 孫賢亮

相關文章：林康琪 - 不一樣的領袖、不一樣的革命

黃國鉅 - 雨傘下的香港主體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1月23日

【明報專訊】香港的故事，我一直不知道從何說起，因為它從來都缺乏一個主體。直到2014年的雨傘運動，這個主體才慢慢在雨傘下浮現。

香港一般的歷史書告訴我們，香港在「開埠」（一個殖民地時期很巧妙的用字）之前只是一個毫不起眼的小漁村，這種漁村在中國南岸不知凡幾，只不過偶然鴉片戰爭，英國人選擇了這「光禿禿的石頭」（a barren rock）作為殖民地，才突然重要起來，變成國際大都會。中間經歷一次一次的移民潮，然後辛亥革命、日本侵略、暴動、香港前途談判、六四、九七等等「風浪」，但香港人發揮獅子山下精神，樂觀自強、默默耕耘，一一熬過。餘下的香港史，則只是鑪峰晚語式的掌故小故事，如香港消防隊何時成立、電車叮叮百年、保良局百年滄桑等。

這種歷史敘述方式有一個大問題：悶！

悶第一個原因是，它是從後來（posthoc）既成事實的角度回頭看歷史，即從香港成為國際大都會的事實這個角度出發，回頭看這個國際大都會的歷史來源。而所有「開埠」之前的香港，既不存在，或只是「史前史」，或是不重要。這種歷史無法為我們提供想像：一千年前的香港，到底是怎個模樣？那幾條漁村、幾個小島、海灘、光禿禿的石頭，除了在地理上是同一個地方，都是北緯22.28度、東經114.15度之外，跟現在的大都會，有沒有其他有意義的關係？於是有些歷史學家不甘於這種悶局，努力尋找一些香港「重要性」的證明，如宋帝昺曾經在香港投海、屯門是清朝的屯兵重地、南來文人承繼中國文化的花果飄零等，借用大中華的歷史長河來托大香港這條小溪的位置。

第二個原因是缺乏主體。所謂主體，簡單來講，就是一個故事的主角，他的存在不單貫通整個故事，他更有自己的思想、意識、看自身歷史的角度與詮釋，甚至我們可以看到，他如何在歷史發展中邁向成熟醒覺的過程。當然，這個主體不必是同一個人，歷史上也不會有一個人的生命能貫串一個民族千百年的歷史，所以歷史哲學家就籠統地稱之為「民族精神」之類。但如果香港的「民族精神」只是所謂的「獅子山下精神」，那麼這精神只能追溯到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的時代，在此之前的一百多年卻是缺席；而這種所謂獅子山精神，好聽點是逆境自強、默默耕耘，難聽就是不能、也無意主宰自己的命運，任由他人左右、逆來順受、不敢吭聲，而所有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重大事件都是外來力量所致，我們無法左右，只有硬着頭皮頂着的份兒！

政治缺席香港史

第三個原因是非政治性。有人說，人類歷史就是政治史，如中國歷史的治亂興衰、皇朝更替，根本就是「政治」二字。但上述的香港歷史觀，從小漁村到國際大都會，基本上是經濟史、社會史，政治缺席。從英國人的統治術、中英兩國在不同時期的鬥爭和妥協，香港人要求分享政治權利的聲音，都輕輕帶過，而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省港澳罷工、五十年代暴動、六七暴動等這些「人禍」，都被描述為如天災一樣，並非我們香港人發起、也非我們願見的「亂事」。如此，香港人無法從這些歷史事件中學習，汲取教訓、成長，而只能一味求神拜佛：「香港不要再亂了！」君不見很多老一輩的香港人，一見有人示威抗爭，有理冇理就說：「唔好搞亂香港」，而不會追問，為什麼會亂？孰令致之？「亂」成為深層意識裏揮之不去的噩夢，一個不知道從哪裏來、往哪裏去的鬼影。

這幾年我一直苦思這些問題，也有寫文章，跟朋友如許寶強、羅永生、馬國明等開論壇，費煞思量、搜索枯腸：香港的故事應該怎樣說？

雨傘運動改變港人歷史意識

正當這個問題纏擾不去的時候，雨傘運動卻為它翻開了新的一頁：87枚催淚彈、年輕人表現出來前所未見的智、仁、勇，「自己香港自己救」、「遇到怪魔我即刻變大個」，成為香港歷史的分水嶺。無論這次運動結果如何，香港已經不一樣，香港歷史也不一樣，香港人的歷史意識也會不一樣。

香港人的歷史意識，在這次運動之後應該會產生徹底的改變。以後我們每次回看香港任何一件歷史事件，無論是日本侵略、中英談判、政制改革，我們都會問：那麼香港人當時做了什麼？為什麼他們沒有想到「自己香港自己救」？我們從此應該期待一種新的香港歷史寫作、一本柏楊式的《香港人史綱》、一種描述香港人身分意識如何從蒙昧慢慢走向成熟的敘述方法。曾經滄海難為水，作為一個無可救藥的歷史唯心主義者，我深刻相信黑格爾那套歷史觀：意識必定從壓迫、鬥爭、反抗中成長，別無他途，任何物質上的進步，如果沒有增進意識的成熟，那只就像80年代的香港一樣：經濟上我們是個有錢的大胖子，但政治上我們卻幼稚如三歲孩童。「遇到怪魔我即刻變大個」，香港人意識的成長，是中國和特區政府自己一手造成的。

但我不是歷史學家，我是劇作者。於是乎，我發現盧亭這個傳說中半人半魚的香港原居民，他們受迫害的歷史，隱約淹沒在封塵歷史記載中。於是我借用他的悲慘故事，以他半人半魚、幼稚單純的眼光，如何在各種政治夾縫中找出一條生存之道，最後學會了語言、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從而串連香港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寫成《漁港夢百年》的第一部曲。

或許有人會說：這是另一種虛構的建國神話！我的答案是：我寫的不是歷史，而是戲劇、是詩、是創作，而詩的好處正正是：它可以虛構。

《漁港夢百年》

（天邊外劇場）

沙田大會堂文娛廳：2014年11月28-30日

荃灣大會堂文娛廳：2014年12月6-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