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4年11月23日
【明報專訊】「我在此建議第一件事，就是做傻瓜的勇氣，傻瓜一詞在此取其最奇妙的意思。讓我們嘗試做傻瓜，嚴正地要求改變所謂一向如此的事情。」（頁268）
這是在1986年，哈維爾獲荷蘭頒贈伊拉斯謨獎（Erasmus
Prize）時所說的話，十足他的風格，充滿荒誕、弔詭和反叛的意味。這個傻瓜終其一生，相信政治事務必須彰顯人類的道德價值。在1997年第二次當選捷克總統時如此宣稱：「在規則系統背後的法治和道德秩序，是使規則得以運作的關鍵。」（頁476）正是這分信念，令他成為異議者，走上反極權的道路。
就在11月17日捷克天鵝絨革命25周年前夕，哈維爾執政時的發言人和秘書贊托夫斯基（Michael
Zantovsky）出版了一部傳記，名為《哈維爾的一生》（Havel:
A Life）。哈維爾的傳記已經有好幾本，但這本是目前唯一一部在哈維爾逝世後才出版的傳記，包括他2003年卸任總統後的生活，又參考了哈維爾圖書館大量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捷克文資料，可說是最全面地記錄他一生的作品。
斯拉維亞咖啡廳
哈維爾並不是自幼就立志成為政治家，他熱愛戲劇和文學，喜歡搖滾樂。一如其他文藝青年，在死氣沉沉的捷克共產黨統治下，追求自由奔放的生活。坐落在布拉格市中心的斯拉維亞（Slavia）咖啡廳，就是哈維爾和其他作家經常聚會的地方。他未夠三十歲就成為了受歡迎的劇作家，劇作呼應貝克特（Beckett）和尤內斯庫（Ionesco）的荒誕劇，探問人生存在的意義來源，但更着重揭露官僚體制干擾日常生活，令人活得不自由，阻礙人與人之間真誠的溝通。人變成了異化的機器，卻又無力擺脫架牀疊屋的官僚體制。在斯拉維亞的自由氛圍裏，他邂逅了奧爾加（Olga）。1964年兩人瞞着家人結婚，哈維爾形容這個舉動體現了他「從來沒有過的基本的人類尊嚴和自信」（頁55）。
赫爾曼尼塞監獄
作者在傳記裏，適當地平衡哈維爾的情愛關係和政治行動兩方面，沒有過分渲染哈維爾對奧爾加的不忠，也沒單純地將他塑造成反極權的英雄。作者重新考查了哈維爾生平的許多事件，例如在1977年發起七七憲章後長期被監視和問話，三年後警察上門找不到哈維爾，最終卻在其情人安娜的家中將其拘捕下獄（頁212）。再者，在赫爾曼尼塞監獄（Hermanice）裏，哈維爾原獲美國協助流亡，可是卻寧願繼續留在捷克，不是想以英雄主義炫耀人前，而是他真誠地想留在捷克，而奧爾加則單純地覺得留在捷克也許沒異邦生活那樣艱難（頁217）。在他們倆只能靠通信聯絡的日子裏，令他們明白到他們互相依賴，但同時已經各走各路。在1996年奧爾加病逝後，哈維爾說：「她將永遠留在我的靈魂裏，不可取代也不可或缺的位置。」（頁464）
了無意義的監控
作者詳盡地敍述哈維爾在捷克當代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天鵝絨革命中的位置。事實上，天鵝絨革命並不是由哈維爾、七七憲章的聯署人或者任何一個異議者所策劃，更不是所謂外國勢力所促成。我們可以從一件有趣的小事，看到一個新時代來臨。在1988年的一天，哈維爾幾乎被軟禁在住所，他正出門買啤酒招待從斯洛伐克來的親友，卻被門外的警察截停。他們不讓他出外，卻出乎意料地說：「我知道有人來探訪你，是家事而非政治……何不讓我為你買回來？」（頁275）歷史並不由英雄所領導，而是許許多多的人們有意無意間合作和鬥爭的結果。
輕柔而堅韌的天鵝絨
作者把天鵝絨革命追溯至1988年8月21日，過萬人在布拉格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廣場遊行，抗議布拉格之春二十周年，爭取自由和擺脫蘇聯控制。同時10月28日捷克獨立70周年，過萬人遊行。直至1989年11月，國內不少爭取自由和釋放被捕異見人士的聯署和遊行被強力鎮壓，同時國際局勢急劇轉變，蘇聯開始放鬆干預。11月17日是納粹德國鎮壓學生運動的五十周年，布拉格大學生組織舉行遊行，近兩萬人參與，卻遭警察暴力鎮壓。哈維爾和不同背景的人士，緊急組成公民論壇（Civic
Forum），聯合要求政府保障公民權利，並策動由學生倡議的全國罷工，其後數十萬人的示威，迫使捷克共產黨下台。作者引述別人稱哈維爾的角色，像「碳」一樣燃點起眾人的能量，令公民運動能夠迅速狀大（頁299）。
反抗為了務實的改變
從七七憲章運動走過來的異議者，各有不同背景和立場，有共產黨員、改革派、革命派、作家、哲學家、音樂家等，作者認為哈維爾的特點是「採取實際所需的方法來達至可能（的改變）」（頁316）。對他來說，長期被監控的生涯，目睹好友被折磨、流亡甚至處死，令他不把理想化和務實兩者對立起來。恰恰相反，他認為共產黨的管治已經不能再維持，當務之急是要令國家轉型成為一個保障公民權利的國家，令人們可以超越異化的官僚體制，異議者前仆後繼的反抗都是為了務實的改變。他在1989年擔任後共時代的首位總統，在1990年的首份新年演說中強調：「我們習慣了極權的系統，視之為不可動搖的現實，因而協助其維持下去。換言之，我們所有人——雖然在不同程度上——都要為極權機器的運作而負責。我們當中沒有人是單純的受害者。」（頁332）終止無意義的監控和鎮壓異見，就是最務實的改變。
和平的民主轉型
哈維爾最為人稱道的成就，是令捷克和平地進入民主體制，不致陷入暴動和內戰。然而，批評者一直指控哈維爾和共產黨成員和蘇聯秘密會談，甚至枱底交易，換取共產黨繼續保有一定權力，而自己則可登上總統之位。作者嘗試反駁這些指控，例如哈維爾協調的公民論壇根本組織鬆散，無法統合對未來政府組成的意見，而他跟原籍斯洛俄克的首相和共產黨員卡爾法物（Marian
Calfa）的會面，達成的是「理解」多於「協議」，令後共產時代的捷克斯洛俄克組成聯邦可以得到民意支持。作者強調，天鵝絨革命是「非暴力的，革命的天鵝絨特質表明是絕對自發的」（頁310）。人民並不是首先讀了哈維爾的文章，響應號召出來，支持哈維爾成為總統。這樣的看法呼應近年出版的研究著作《多種的異議世界》（Worlds
of Dissent），歷史學者布爾頓（Johnathan
Bolton）在該書力圖呈現60-70年代捷克異議者的多種聲音，例如學生運動代表烏爾（Petr
Uhl）和作家華古歷克（Ludvik
Vaculik）的觀點和角色，從而主張絕非哈維爾或柏托什卡的個人思想和魅力足以領導反極權運動。
為金權政治懺悔
作者非常忠實地帶出民主轉型的困難和對哈維爾的批評。作者不諱言哈維爾和副手克勞斯（Vaclav
Klaus）之間的政見分歧，對金權政治抬頭有不同評價。所謂金權政治並不是指資本家賄選這種黑金政治，而是指捷克轉向市場經濟後，大量國家產業私有化造成唯利是圖的大資本家出現，取代共產黨的僵化意識形態，進而影響傳媒和社會大眾的價值觀。哈維爾甚至憂慮天鵝絨革命的基石，公民捍衛自由權利的價值將會丟失，只剩下極端的利己主義。經濟改革並不是哈維爾的專長，而是經濟學家克勞斯主理的事務。他不滿哈維爾的所謂左傾社會工程和人道主義，主張現實主義，促進個人經濟自由（頁456）。在此我們可見哈維爾的難題，正如其他後共產政權，面對經濟市場化的惡果束手無策。然而，較之於東方的社會主義大國，哈維爾始終堅持國家應對公民負責。當哈維爾在1998年再度競選總統，有些人批評他戀棧權力，作者則這樣評價：「我們知道我們不是在選神人物（demi-god），也不是在選哲王（philosopher king）。我們在選我們當中，正如我們一樣會犯錯的人，然而這個人以巨大的代價犧牲了他大部分人生，包括他最近（執政）的八年，為公民和國家服務……」（頁476）。
編輯 孫賢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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