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傑 - 權愈大，破壞法治的能力愈大

2014年11月19日

【明報專訊】雨傘運動，市民違法堵路超過50日，法庭頒下禁制令，政府高層與建制派眾口一詞，指摘不守法便是破壞香港法治。

按法治原則，任何人都應該遵守法庭命令；然而，將「守法」與「法治」簡單地畫上等號，是十分膚淺而偏頗的看法。法治精神體現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四個層次，一個社會的法治程度，要整體審視。守法，不是法治的全部，只是最起碼的要求，最高境界是以法律行公義，好憐憫，並且要做到有目共睹。

當法律不行公義，首先要在制度中尋求改善，但如果客觀條件不容許，處處碰壁，大石砸死蟹，便要另謀辦法，當中包括以違法行為進行的公民抗命，會招致破壞法治的抨擊。

但論破壞法治的能力，無人及得上政府，它權力最大，可動用的資源最多。市民不守法，政府會制衡、懲處，但政府明目張膽不尊重法治，往往逍遙法外。

政府破壞法治罄竹難書

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破壞香港法治的所作所為罄竹難書，事例如下：

一、堵路違法，構成公眾滋擾，現有處理阻街、公眾秩序的法律和法例，政府有法可依，隨時可以執法；即使認為需要一紙禁制令，因為關乎公眾利益，亦應該由律政司名正言順向法庭申請。但梁振英政府又要清場，又要戴頭盔，不敢或不肯直接依法辦事，承擔政治責任，反為鬼鬼祟祟幕後操作，可能劇本是由民間團體「自發」向法庭申請民事禁制令，然後，既非原告亦非被告的律政司長袁國強「自發」介入，派大律師上庭，聲明警方隨時幫忙執行禁制令，促使法庭開綠燈。

法庭頒禁制令前，原訴的士和小巴團體未能提出具體的執行計劃，亦未有說服法庭他們有能力執行法庭一旦頒下的禁制令；法庭頒下第一個禁制令後，他們亦未有試圖執行。難怪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列顯倫都公開表達，法庭在這般情况下發出禁制令，他感覺「奇怪」。直至法庭在聆聽與訟一方論據後頒下第二個禁制令，袁國強更與原訴人代表律師開會，「會面約兩個半小時」，「就警方擔當的角色給予法律意見」。袁國強每月公帑出糧30多萬元，以什麼身分積極為這宗民事訴訟服務？原訴人是否替納稅人負擔袁國強部分人工？數千警察候命隨時執行這項民事禁制令，原訴人會否支付警力開支？行動中有人受傷，原訴人須負多少責任？他們又擔當得起嗎？梁振英與袁國強攜手大開司法界先河，我從事大律師近30年，未聞如此荒誕無倫之事。壞先例一開，從此之後的民事訴訟中，是否原訴人都有權要求律政司和警方介入呢？

律政司本有尊重和保護法庭的義務，但袁國強為梁振英護航，利用民事訴訟處理刑事行為，為的只是不用行政當局背負清場的政治責任；窩囊之餘，更擺法庭上枱，陷法庭於不義，破壞法治之甚，令人齒冷。

二、警方9月28日施放87枚催淚彈，驅趕手持「雨傘武器」的群眾，引起公憤，梁振英二話不說把責任推給現場指揮官，保安局長黎棟國則承認與梁振英及警務處長曾偉雄全程監察。明顯警方是過分武力執法，但無人問責，對市民起碼一句道歉都欠奉。上月中在添馬公園暗角打人的涉事警察無被拘捕起訴，上星期在金鐘佔領區合力制服3名暴徒的義工反被警方控以公眾地方打架，還有不少人證物證俱在的執法不公個案，都令公眾動搖對警方政治中立的信心。

三、上周六，學聯代表被拒上京，由航空公司職員轉告他們內地當局已注銷其回鄉證，合法證件霎時失效。當權大於法，法不能限權，一介平民無助地連上訴渠道都沒有。執權者這樣胡作妄為，對法治的遺害和破壞，比堵路者更甚。

四、佔領者瞓街數十日，目的始終如一，爭取無篩選的真普選。根源是目前立法會與特首的選舉制度和法例，及全國人大常委會8月31日決定的政改框架，均未能體現公平參與的普世價值和標準。而梁振英眼中，月薪14K以下香港人是無資格平等分享選舉權的二等公民。選舉法例長期包庇少數人享有特權，近親繁殖只能向中共取提名的特首，是法律行不義的例子。

五、UGL事件中，梁振英從私人公司收取400萬英鎊（約半億港元）巨額報酬，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及行政會議成員的利益申報規定，但他既無歉意亦不開誠布公，建制派又阻止立法會調查，而國家領導人政協副主席董建華說了解過事情，無發現問題，就這樣，再次有人治無法治。

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此等行徑，比起市民不守法甚或不遵守法庭命令，誰對法治的傷害較大？前者是大巫，後者是小巫。

部分佔領者公開承諾，將會為本身的不守法行為向警方自首，這樣做，不可以完全逆轉對法治的傷害，而是盡量彌補，但出發點仍然是維護法治精神。但另一方面，執權者變本加厲，禮崩樂壞，對法治造成嚴重傷害，又可會做什麼彌補？

司法權大有能力破壞法治

司法權大，與行政權不相伯仲，同樣有能力破壞法治。針對佔領區的禁制令申請，始作俑者雖是律政司長，但法庭若然混淆民事與刑事，沒考慮原訴人有無計劃和能力執行禁制令，及警方在協助執達主任執行民事禁制令時衍生的後果會由法庭負責，就這樣頒下命令，或會令公眾認為法庭不智，致裁決本身不能服眾。因此，法庭亦有很大責任秉持司法公義，令市民不會減退對法治的信心。

獨裁者只想人民守法，遵守他訂定的法律。雨傘運動的成果之一，是促使香港人思考，法治不是簡單有或無的問題，提防跌入「法治=守法」的洗腦陷阱。而且，民主制度意義不單止是一人一票，還肩負推動法律行公義，達至以法限權、以法達義的境界。

作者是公民黨黨魁、立法會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