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荃 - 奴才之間競爭才最可怕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18日

香港之所以是文明社會，有賴過去英國人在這裏留下的一整套文官制度。在雨傘運動中，很多人說香港警察成了「公安」。這不是一句玩笑，而值得我們深刻反思：到底甚麼是「公安」，怎樣的制度產生「公安」？

最近，大陸雜誌《炎黃春秋》刊登了一篇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的文章《毛澤東與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以下簡稱「會議」）。這次會議於1951年5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召開，目的是替甫建國就展開的捕殺「反革命」運動擴大化「煞車」。這場運動擴大化到甚麼程度呢？尹曙生寫道：「短短幾個月時間內就已經逮捕了200多萬人，殺了50多萬人。」連毛澤東都看不下去，指示道：「殺人不能太多，殺得太多了，喪失社會同情，喪失了勞動力。」

那麼，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國家，一場政治運動是怎樣失控的呢？

要知道，中央集權即意味着，一切權力歸於中央，地方政府接到中央政令，相當於接到任務，無權說不。1951年，僅湖北就處決了數千名「匪首」、「惡霸」、「特務」。毛澤東獲悉後，電告負責人說：「你們已殺了3,700多，這很好，再殺3、4千人」，「今年可以殺8、9千人為目標。」公安部在報告中向毛表示：「如此內外不分地實施逮捕，容易引起廣大幹部恐慌和思想波動。」據說毛看了批評公安部道：「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潑冷水。」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政令出了中南海，最終獲得多少效果，對毛來說無非是一些冷冰冰的數字。同年2月，毛澤東又指示上海和南京的負責人：「上海是一個600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萬餘人僅殺200餘人的情況，我認為1951年一年之內至少應當殺掉罪惡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道）會門頭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殺掉1,500人左右。這個數字是否妥當，請你們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據2月3日柯慶施同志給饒漱石同志的電報，已殺72人，擬再殺1,500人，這個數目太少。南京是一個50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2,000餘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而這時，對地方政府的官員來說，有政令，就等於「皇上」下了新的政績考核指標──上頭說做七分，下頭就要做十分，不能輸給同級官僚。所以，很快不少地方便把原來應由專署一級審核的殺人權下放到縣一級。這種奴才之間的「競爭」關係才是最可怕的。以廣東為例，僅4月一個月就處決了10,488人。

但你又不要以為，會議所謂的「煞車」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看會議之後作出的決議便知：「殺反革命分子的數量要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內，即佔總人口千分之零點五至千分之一左右，最高不能突破千分之二；將捕人批准權由縣一級，收歸到地委、專署一級；將殺人批准權由地委、專署一級收回到省、自治區、直轄市一級；並且規定，今後捕人、殺人要遵照以下原則：凡是界在可捕可不捕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錯誤；凡是界在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殺反革命的原則是：對於有血債或有其他嚴重的罪行（如強姦婦女等）非殺不足以平民憤者和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必須堅決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於沒有血債、民憤不大和雖然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但尚未達到最嚴重的程度，而又罪該處死者，應當採取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最高不能突破千分之二」的殺人比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挽回，專制機器一旦啟動，根本是煞不住車的──這就是大陸公安之所以是「公安」的真正原因，沒有最壞，只有更壞。

最後，讓我們從歷史回看香港警察正朝「公安」步步淪陷，其背後真正的邏輯，還是中國人無藥可救的奴才劣根性──上有令，則執行；上有小令，則以大令執行；上無令，則揣度之而執行；得上寵，則爭功；犯上怒，則推卸責任。你看，事到如今，梁振英或曾偉雄，沒有一個人來為警方的違例行為負責。香港警察不是公安，又是甚麼？

賈荃
傳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