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岸然 - 直接行動，效果驚人

作者網誌   2014年12月16日

隨着金鐘及銅鑼灣定時清場，政客皆忙於設法收割成果，於是出現大量「在最後一刻留守」的英雄人物；官方及民間當然也在急於總結經驗以為史鑑，過氣官僚陳佐洱也談反思事件，但卻不敢反思為何處理香港事務多年仍如斯失敗。

筆者的反思很簡單：「雨傘革命」帶來的是傳統泛民爭取民主方式的沒落；公民覺醒並以「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的方式登上政治舞台，這將會成為改變香港社會的主導新方式、新力量，且勢不可擋。

「直接行動」作為社運概念十分簡單，就是一腳踢開政客、學生組織、社運小學雞、工會組織（也是工賊組織）、只肯為自己人及建制服務的法律專家、貪錢的「革命家」等等傳統霸佔道德光環的道德代理人（social moral agents），普通人以個人身份或小眾組織起來，直接以自己的方式行動，製造壓力，影響社會。須知道，政治學的影響力就是權力（influence is power）。「雨傘革命」過程中，公民「直接行動」弄出最大的影響力，也是最大的成就所在，在理論的層面上這絕對是一場革命，也是香港這片政治上有特殊性的土地上爭改革、爭民主的希望和方向所在。

大家且靜靜回想一下，清場過程之中為大家留下最深印象、觸動大家心靈的人物是什麼人？是黎智英、李柱銘、梁國雄？還是九十歲的黃伯、八十二歲的麥婆婆、旺角的畫家蘇先生、天天舉黃傘及上書「我要真普選」紙牌的小市民李先生？

由陳方安生老太到陳日君主教到戴耀廷教授，皆是親泛民傳媒花費大量時間包裝吹噓捧出來的英雄人物，但他們的感染力不及幾個小市民的「直接行動」。

大家回想7月2日511人被捕的過程，最令人動容及留下記憶的，肯定是一些普通市民的言行、一些不曾包裝而發乎真情的小市民的「直接行動」；12月11日金鐘清場，只有二百人被捕，當中一半是知名人物。

兩次筆者都在場觀看全程，後者戲味十足，感染力全無，過千名金鐘的「直接行動」者（留守兩個多月的人）選擇淡然離去，不是對革命失望，只是恥與政客為伍，這是人民成熟的可喜現象。

外國的「直接行動」經驗不離衝入、佔領地方、圍堵會場、奪路。這是人多時的選擇，人少之時亦可以各自發揮。獅子山上先後掛上「我要真普選」和「CY下台」直幅，都不是政客所能設計出來的行動，而且都是與傳統社運模式相反，是「行動先於分析」，是以行動帶出訊息，以行動而非理論為主。

另一特點是「不要領導」（leaderless），這也是「直接行動」能發揮最大效果的特點。不要領導只是原則，也不是不用組織，小的組織還是需要存在的，小組織之間可以組成協調委員會便可以成功運作。旺角的經驗是廢除大台後同樣運作良好，而且小眾組織以「行街革命」作為延續。相反，金鐘的大台是失敗的，其作用是方便傳統的社運領導者騎劫代理革命，而不是組織民眾抗爭，結果也只是短期內便「成功」結束佔領。

無領導的旺角比有偽領導的金鐘更有生命力、更有戰鬥力，這是不爭之論。旺角是真正意義的「直接行動」，金鐘是以「直接行動」開始，以傳統由運動者出賣運動的方程式告終，是大家必須記取的經驗。民陣、泛民還是會搞人多的遊行，長毛還是會抬棺材表演，但這些都不會再帶來改變，改革始於抗爭，抗爭以「直接行動」為本，是須要清楚知道主次之別的道理。

再舉一個大家見到但不曾留意其深意的事實。學聯代表數萬大專學生，是正統代表學界的組織；學民思潮雖然自稱代表所有中學生，實情活躍行動者不過百人。「雙學」在「雨傘革命」的領導角色完全是平起平坐，學聯代表的是有組織的傳統學界力量，學民代表的是中學生「直接行動」的力量。黃之鋒發起衝入政總及最後期的絕食行動，更是「直接行動」發揮最大功效的表表者。只要有信心，任何個人或小組織皆可能成功發動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帶來深遠的改革影響。

「直接行動」威力無窮，由一開始的9月28日就可以看到，數以萬計的人民皆是以個人身份走上街頭，在之後的七十九天更以不同形式深化運動，留下寶貴的經驗及文化遺產，是彰彰甚明的。只是，從傳統的泛民到一眾社運常客皆不願承認並力圖淡化「直接行動」的威力，遑論進一步推動這種模式的運動。這也不難理解，因為「直接行動」會奪去他們的光環，影響他們每月以五至六位數字入息的生計。

這又回到「直接行動」的基本理念，就是不要任何領導、不須長篇大論的分析（這也影響學者的威權和利益），以行動為先，唯一原則只是不傷人的和平原則，也是基本的非暴力原則。所以，打爛玻璃不違反這一原則，帶上V煞面具也不違反「直接行動」的原則。我們要的是立志要改革社會的無名村民，而不是吃政治飯的村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