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歐梵 - 憶也斯

世紀版   明報   2013年1月9日

也斯去世的消息，來得有點突然。編者於昨晚將近深夜時分打電話通知，要我寫篇悼文，我一口答應。今晨起身後，想動筆寫點隨感，一時卻不知從何說起。最近幾個月，我和妻子倒是和也斯和他的夫人時有聯絡。我們早知道他和肺癌搏鬥已有三四年，但鬥志不懈，中西藥並用，我老婆趁機教他從台灣學來的「平甩功」，對老年人的身體保養大有助益，他也樂於從命。最近他還送了我他的新書：《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的修訂版。一個多月前，他參加港大為他舉辦的《形象香港》新版的發行儀式，頭戴小帽，面色看來憔悴，但依然興高采烈。聖誕前後他還在電郵中說請我為他的新課代課的事，可見他自己對生命前程毫無放棄之意。

如何受也斯啓蒙

他的衆多友人以「也斯告別人間滋味」為題公布他的死訊，倒是十分切題，因為也斯一輩子眷戀今生今世的各種人生滋味，從未提到來世。這一種「世俗」味，也成了他作品的特色。香港是一個世俗味極濃的大都市（如今卻幾乎墮落到市儈的地步），但在也斯作品的世界中，卻是色、香、味俱全，也是吸引我從海外「回歸」香港（而不是台灣）的理由之一。記得上世紀末在美國任教時，想讓學生從書本上接觸到一點香港，我選的第一篇香港短篇小說就是也斯的〈超越與傳真機〉，而且用的是英文譯本：Transcendence and the Fax Machine。讀來令人忍俊不禁，因為它呈現的是一個知識分子生活在物質文明猖獗的香港的一種無奈感，故事中的主角是個學者，寫了論文，想傳給國外的學者聯絡，不料傳真機傳回來的全是各種商業廣告！學生看完說這簡直是超現實主義的黑色幽默，原來卻是真的。直到今天，我每次手寫一篇文稿用傳真機傳給報紙編者，必會收到一張修補機器的廣告。最後實在受不住了，只好自己學電腦打字。

我曾如此公開說：我對於香港文化的認識的啓蒙老師就是也斯。帶我認識澳門的也是也斯。他的「教學」方法很簡單：食物和漫遊。以前我每次訪港，他都帶我到各種小食舖和餐館，中西都有，讓我體會到香港的真正「味道」。這也是他詩作的特色之一：例如《東西》和《帶一枚苦瓜旅行》中的「食事地誌」；然後經由食物帶我觀看香港的舊屋、舊物和舊街。他的作品為這類舊事物罩上一層美的光環，讓意象式的文字直接喚起歷史的記憶。

曾一起經歷的那個時刻

記得1989年有一次在新加坡開會，並擔任文學獎的評審。大家心情都非常鬱悶，因為恰逢天安門事變，電視上傳來屠城後的一片蕭條，學生都不見了，我們為民運分子擔心，哪有心情想其他的事？幾位來自台港兩地的作家，各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心中的不滿，有的慷慨激昂，有的唉聲嘆氣，唯有也斯依然保持冷靜。輪到我們這些評委上台演說時，也斯讀了一首詩，記得主題是舊家具（《想像香港》中收有此詩），表面上和天安門毫無關係，但我聽後本能地覺得寓意深遠，它從側面顛覆了歷史的事件和「大敍述」，將今日納入舊時的記憶／遺忘的迴旋弔詭之中，似乎在暗示：幾十年後還有誰會記得？在大潮流裏沸騰的人，說不定事過境遷之後反而忘了，又被捲入另一波大潮流；唯有留戀「舊」家具、小東西的人才會保存歷史的記憶。至少這是我當時的本能解讀，可能是誤讀，不見得對。然而如今思之，何嘗不是如此？

置於一種心靈的國際版圖

也斯創作的另一個特點是他的「國際性」（cosmopolitanism），尤其是他的散文和小說，永遠是把香港本土置於一種心靈的國際版圖之中，敍述的方式就是遊蕩和流浪。又好像把波特萊爾（Baudelaire）的「都市漫遊者」（flaneur）化為香港人──也斯的自畫像。記得他寄給我一本書稿要我作序，書名《布拉格明信片》，我讀後深有同感，因為我也曾在歐洲浪遊過，布拉格也是我心愛的城市，曾數度重遊。我甚至還寫了一篇「唱和」的回信，調侃他的啤酒癖。哪一個詩人不嗜杯中物？食物和酒是分不開的。我認為也斯是所有香港作家中吃過的各種美食最多，旅行最勤、也最有國際視野和多元文化敏感的人，甚至他的詩背後都有另一種的指涉和典故，語意雙關，所以最適合翻譯。他的作品早已被譯成十多種外國文字（見《香港文學外譯書目》）。

他已經進入香港文學史

我認為最能代表也斯小說的就是最近出版的《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也是他以前作品總其成之作。所謂「後殖民」，在也斯的語彙中不是抽象理論（他常對我說：理論看多了就想回到創作），而是當今我們的處境──它的軸心依然是號稱「亞洲國際大都市」的香港。「食物」加上「愛情」的配料，呈現的是一種「浪漫之餘」的無奈和反諷。然而也斯並沒有把小說淪為玩世不恭的「後現代」文字遊戲，他的小說世界依然充滿了溫暖的人情味；他不像張愛玲，她筆下的香港是為上海人寫的；也斯卻是道地的香港人，無論他或他小說中的人物流浪到何處，也永遠回歸香港。

如今他已離開我們，告別人間滋味，浪迹天堂去了。值得他的衆多好友告慰的是：在他生前，大家不約而同已經肯定了他的成就，給予他多個文化界獎項，為他舉辦了多次討論會和慶祝活動。他已經進入香港文學史，不論你喜不喜歡他的作品，我們甚至可以斷言，也斯是自劉以鬯以後，對香港文學最有貢獻的作家。